抗日战争中的闽籍侨商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之存亡系于朝夕之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一致对外的时候，以陈嘉庚、胡文虎等为代表的300多万福建旅外华侨，将自己和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为国家的生死存亡奉献自己的拳拳之心。他们当中有许多是在海外艰苦创业，在工商业或农业上颇有成就的闽籍侨商；一如陈，胡者，更是在海内外声明显赫的富贾巨商。国弱受人欺，闽籍侨商在海外饱尝艰辛，主客观的因素使他们对祖国复兴的热望格外急切。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毁家纾难，前仆后继，有的主动请缨参战，为抗日救亡献出了宝贵生命。
　　闽商在抗战中的许多领域显示了他们的力量，最集中地表现在组织救国团体，踊跃捐输，回国服务与抵制日货等方面。他们不但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为抗日救亡倾囊相助，出谋划策，还满怀一腔爱国热血奔走呼号，急难同仇。
　　海外华侨组织的抗日救国团体，影响规模和贡献最大的是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1938年10月10日，“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在新加坡成立，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祖籍集美)为主席，庄西言、李清泉(祖籍晋江)为副主席，组织广大华侨支援祖国抗战。南侨总会是南洋八百万侨胞第一次不分地域帮派，不分政治倾向，不分阶层的抗日救亡运动大团结的组织。到1940年，南侨总会领导下的基层救国组织已达702个。在东南亚诸国、美国、欧洲、澳洲、非洲，凡是有华侨的地方，大部分都成立了抗日救国团体。而闽商在这些团体中数量极多，且身为领头羊者并非一、二。
　　抗战中，海外侨胞为国捐款数额巨大，其中闽籍侨商更是无私倾囊。陈嘉庚生动、形象地描绘道：“对祖国战区的筹赈工作，风起云涌，海啸山呼，热烈情形，得曾未有；富商巨贾既不吝啬，小贩劳工也尽倾血汗。”陈嘉庚在所属企业已经收盘情况下，自己仍带头认常月捐每月二千元，直到抗战胜利。胡文虎(永定县下洋中川人)于1939年10月捐赠广东抗日军队15大箱万金油、头痛粉、八卦丹等药品；1937年抗战爆发到1939年4月，胡文虎共认购“抗日救国公债”250万元国币，加上义捐超过300万元。他是抗战中个人捐款最多的华侨。菲律宾侨领李清泉以身作则，捐资纾难，认购救国公债；1940年弥留之际，嘱将10万美元赠送中国政府作为抚养难童之用。李清泉夫人颜敕于1938年3月6日代表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菲律宾分会，汇款1万元国币赠送给八路军将士购买雨具。以杨启泰(海澄县人)为首的中国航空协会菲律宾分会倡导献机救国。菲律宾华侨铁商会首捐20万比索(当时可购机2架)。印尼爪哇华侨许启兴(父是福建籍)曾主办巴城华侨慈善夜市，奔走筹款。据统计，1938年11月至1940年12月的两年内，巴城华侨认捐计31535287元。
　　闽籍侨商与各界侨胞一起，组织了各种战时服务团和各种工作团，回国与祖国人民风雨同舟，并肩战斗。陈嘉庚受国内西南运输公司委托，自1939年至1940年间，通过南侨总会从新、马等地招募机工10批共3200人，并捐赠汽车310辆及其他物资。抗战期间，许多年轻的闽籍商人不贪恋海外较安逸优裕的生活环境，“誓与吾国共死生”，主动投入到抗战最前线，为国家独立流血牺牲。沈尔七烈士(晋江县人)，1930年前往菲律宾经商、求学，1938年1月率菲律宾华侨救国义勇队回国参加新四军，奔赴前线抗日。后多次出国组织华侨青年回国参战，并筹募资金药品等物资，支援祖国抗战。1941年，在广东东江游击战斗中牺牲，时年27岁。
　　抗日战争开始后，海外华侨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不买卖日货，不为日商做工，不把军需物资供给日本侵略者。许多闽商宁可破家荡产，也决不向日本侵略者低头妥协。原籍德化县的马来亚商人陈节侯，在矿区经营商店已久，当龙运铁矿罢工后，陈节侯毅然停止营业。1942年马来亚沦陷时陈被日军拘捕，全家五人被害。闽商深明大义，守节毁利，新加坡市政局一名粤籍议员因主张向日本订购水泥，被陈嘉庚斥为“忘祖”、“腐化”，舆论同声反对，使他不敢向日商订货。南洋各国的商家也分别成立了抵制日货总会，通过宣传、罚惩、强制等手段开展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在遭到空前的广泛抵制后，日货几乎濒于断绝，从而使日本侵略者在经济上受到沉重的打击。
　　赤子丹心，青史犹存，闽商在抗战过程中不论在政治、经济、军事、精神、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他们身上显示出难能可贵的智慧、气节、傲骨和热血，在那血雨腥风的岁月里闪耀出灼灼光辉，也许，正是这种积淀在他们身上的民族文化血脉，造就了今天天下闽商如出一辙的行为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