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文化生态与闽商性格

迁流性：移民与海洋文化

    与内陆完全从事农耕劳作的农民性格不完全相同的是，福建人自古热衷于移民，哪里好谋生，福建人就义无反顾地奔向哪里，这一特性，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的性格，倒有几分相似之处，但浩瀚的海洋这一背景，使闽人的迁流具有更浓郁的变幻不定的漂泊色彩，他们的漂泊历程中潜藏着更多的凶险，福建谚语“行船走马三分命”，正是这种对凶险不定的描述，有意思的是，这句民间谚语把海洋的漂泊与马背上的游牧的共同点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暗示了“行船”与“走马”是两种不同背景下的生存状态。

    福建人为什么热衷于移民是个饶有趣味的问题，因为福建人的移民冲动，对于今天的福建经济发展模式、闽商的创业特色以及闽商的性格，有着深层的关系。

闽人的迁流性格，最初缘自秦汉以来的移民传统。福建的早期历史，是一团说不清、道不明的迷雾，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设立了一个闽中郡，但并没有派军队入闽。闽中郡的地盘比现在的福建省大，除了今天的福建省全境，闽中郡其实还包括了浙江南部的温、台、处三州和广东的潮、梅一带，还有江西东部的铅山县等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福建自古是个典型的移民社会，福建现有的大部分居民，源于汉唐以来北方汉人的南迁。南迁入闽的汉人在带来了较先进的陆地农业文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土著文化的影响。秦汉时期，中原汉人为躲避战乱开始入闽，晋江地区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接触遂日渐频繁。自东晋迄唐宋五代以来，战乱频仍，中原人大批南迁，闽粤一带，人口激增。

    地理条件造成的生存困难，是闽人尤其是沿海而居的福建人不得不一再迁徙的现实的因素。对福建的地理条件，福建人有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福建境内山岭耸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都被大山占去，真正可耕地面积不多，人稠地狭，生存条件恶劣，人被挤到了海边上，辽阔无垠的大海就这样成了闽人的土地。这样的地理条件，在客观上限制了福建的农业文化促使沿海居民转向大海谋生。特别是闽南和粤东北一带，因为地处山区，土地贫瘠，“漳泉诸府，负山环海，田少民多，出米不敷民食”，闽人不得不向台湾和南洋移民，以寻求生路。与多山这一不利于生存的条件相对的是，福建拥有绵长曲折的海岸线、众多的港湾岛屿，又为海洋生活提供了较好的条件。“父母在不远游”在闽南几乎没什么影响力，艰难的生存环境使他们不惧远涉重洋，唯利是趋。据统计，仅仅漳、泉二地有海外移民５４０万人，相当于本地人口５５％。如以泉郡计，则其海外移民相当于本地人口的８０％。近代以来，闽南大规模向东南亚地区移民。这些移民绝大多数居住在西方国家的殖民地，直接参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有的人还进入当地主流社会。闽南沿海地区向海外移民众多，其数量超过本地居民，且与家乡保持密切联系。西方文化较早经过闽南海外商民进入闽南地区。

    沿海居民的航海习性是福建自古多移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没有迁流的技术条件，就无法把迁徙的愿望和冲动变成行动。五代以来，闽商大量出海贸易，远洋航行风气日甚，使得当地人漂洋过海成为一种普遍接受的行为。由于海上贸易和远洋航行的发展，也使得闽粤地区的造船技术高人一筹，宋代初期泉州造船已经名扬一时，这为东渡台湾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向台湾地区移民正是建立在这种对海的了解之上的，没有航海知识是无法到达台湾的，当然后来大批的移民则是由一些专门的船户进行。

    学者林再复先生在他的《台湾开发史》一书中，曾对历史上闽粤地区对外移民情况进行分析，他认为在人口外移的原因中，经济困难占60%以上；投靠海外亲友者占20%；企图发展一番事业者约占3%左右。从中可以看出，闽粤移民首先是为了解决生存难题，其次是为了发家致富、造就事业。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古代闽人移民台湾或“下南洋”，每一次都是拿性命相赌的凶险的旅程。首先，诸如风向风速、海浪潮流等气候状况，对于当时的科技水平来说，是不可测的；其次，木帆船这样的航海工具，与今天的航海工具根本不能同日而语；第三个凶险的因素是地理上的，在古代的航海条件下，移民台湾的闽粤人，都要经过澎湖列岛的“黑水沟”，也就是风柜尾和虎井两个孤岛之间的海海域，这条湍急的海流，不知吞噬了多少移民的生命，福建因此流传下来“六死三留一回头”这句谚语，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半以上的移民葬身鱼腹，真正成功移民的不足三成。但是，这一切都没能阻挡自古以来闽人的移民冲动，这种移民冲动，造就了闽人的冒险性格。福建民间谚语“杀头生意有人做”，以及被称作“闽南国歌”的流行曲《爱拼才会赢》，都是闽商冒险性格的体现。我们从中不难看出，福建海洋文化的迁流性质、移民传统，与今天闽商所谓的“敢拼敢赢”即喜好冒险的性格，有着一肪相承的内在联系。正是由海洋文化的迁流性孕育了闽商的商业冒险精神，前者是后者在文化上的培养基。

冒险性：爱拼才会赢

    只要会哼几句歌的中国人，大概都会唱上几句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有人说，《爱拼才会赢》是“闽南国歌”，这说法虽然戏谑，却未必夸张，因为它用非常通俗浅白的歌词表达了福建人尤其是福建商人的信念和性格，表达了福建商人对人生与命运的感悟、对成功与失败的理解，福建商人在失意时的情态，福建商人的豪气雄心和坚韧不拨，在这首通俗的闽南语歌曲里，都得到了非常生动的表现。

有人说，闽商的成功可以用“不怕”两个字概括：没文化不怕，照样能做外贸；没经验不怕，一样搞开发；没有钱也不怕，照样搞投资，选了就干，不分析、不考证、不调查也不研究，固执得匪夷所思，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爱拼的闽商使闽省经济凤凰涅槃，获得重生。

    我们认为，闽商的“不怕”，带着明显的盲目性，或许，闽商是成也爱拼，或许败也爱拼。商场也是战场，也最讲胜王败寇，而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所有的失败者都总是不被原谅的。商海深广，过尽千帆的地方，谁问过水底下曾有过多少沉船？这些船为什么沉了？万木争春之时，谁问过在同一片土地上曾枯死过多少嫩枝？这些枯枝为什么从不曾开花结果？当我们闽商的冒险性格的时候，我们的目光大多选择性地只愿意看到闽商中那些光环夺目的“成功人士”，有几个人愿意好好想想，闽商在二十多年经济大潮的起起落落中，因为“不分析、不考证、不调查也不研究”而出师未捷身先死的“烈士”？有谁能够算得出，过去和现在都层出不穷地坚信“爱拼才会赢”的渴望财富的福建人，有多少人，恰恰因为“不分析、不考证、不调查也不研究”，从一开局就注定了败局的？

    既然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那么，这顿午餐也决不会因为你“不怕”就可以白吃的。没有文化，只有“不怕”，就能够搞外贸吗？文化程度很低而搞起外贸来的，是借助于另一拔有文化的人的力量，才可能搞外贸。没有经验也是借别人的经验，才可能搞开发；没有钱，只能借钱才可能谈得上搞投资。凭借着“爱拼”的胆量和气魄，借智、借力、借钱，没有一样是不需要成本的，没有一样是不需要交“学费”的。

    世界上不存在没有任何风险的投资，一个真正的商人，骨子里头都天生是个冒险家，这也是所有商人共有的基本品格，一个没有丝毫冒险精神的人，不可能成为成功的商人。如果说一个成功商人之所以走向成功，是因为他靠两条腿走路的话，那么，一条腿是他的才干，另一条腿是机遇。但可以肯定的是，今天所有在事业上获得巨大成功的闽商，在他的冒险精神的另一面，在他决定创业、在他对某一项投资作出决策的那一阶段，一定也有过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强烈体验，一定经过不同程度的深思熟虑。这样的体验，对于任何一个成功的闽商而言，一定都是记忆犹新的。他们的成功，是在坚信“爱拼才会赢”的同时，决不盲目从事。单单一个“不怕”，只能获得非常偶然的、局部的成功，这股劲头，绝对成就不了一个大企业家，经商办企业，毕竟不是一路高歌“爱拼才会赢”就真的会赢的勇敢者的大进军。古代闽人渡过海峡去台湾、下南洋，有个“六死三留一回头”的说法，死在海上的占大多数，“三留”指的是成功地到达目的地的只占三成，剩下一个胆小的掉头回家去了。在今天的经济大潮中，如果仅仅凭着一股子拼劲、闯劲，而不识别风向、潮水，死掉的要比当年渡海的先人要多得多。只有热血沸腾，去跟人拼命是可以的，但经商是不够的。

    闽商“爱拼才会赢”的冒险精神的局限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种冒险精神造就了一部分闽商极度的非理性意识和赌徒心态。这种赌徒心态，放在与潮商、浙商相比较的背景下，就更明显了：

——潮汕人经商创业的一个特点是“不熟不做”，这一理念使潮商更容易规避商业风险，华人首富李嘉诚的投资原则就是“不为最先”，不抢“头啖汤”，就是潮汕人“不熟不做”的体现。与此相反，闽商在投资创业上的表现为很大的盲目性和单纯的非理性冲动，对于越是自己不了解的、不熟悉的，他们越是常常表现出强烈的投资冲动，他们偏离其熟悉的领域越远，就越容易对自己一无所知的领域具有有增无减的满腔热情，“没有福建人不敢做的生意”这一说法并非全无道理。

——潮商的投资领域中更倾向于追逐商业、金融，所以在制造业领域成大气候的潮商不是太多；相比较而言，浙商则更执着于实业，所以浙商在行为上表现出更为目光远大的稳键风格。不久前与一些浙江制造业的私企老板交流，至少有两位老总这样叙述自己的风格：我们浙江很多中小型企业是不愿贸然扩张的，一般都原意步步为营的发展策略，比如，先买一台设备，用这台设备先赚钱，等赚了两台机器的钱，再买第二台。这种稳健的风格，确实是浙商的一个特点。有一些企业，就是银行主动给他贷款，请老板吃饭。老板就是不贷，那些老板话，颇能代表浙商的务实风格：“我要不了那么多，我贷他干吗？你买了机器回来，你就要干，要它动起来，丢在那里是要吃利息的。听到机器在响，我就塌实”。与“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浙商相反，更多的闽商却“不挑食”，什么都想做，什么都敢做，但能在一个行业里认真扎实、精耕细作、持之以恒做下去的却不多。与潮商、浙商相比，闽商更缺乏恒心和定性，“无恒产者无恒心”，一夜暴富的极度非理性心理在闽商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

    闽商富于冒险精神，缘于宋元以来海洋贸易和明清时期犯禁下海的传统。自宋以来，福建特别是闽南地区的对外贸易，使闽商的眼界更为开阔，更少循规蹈距，其文化形态处于对中心与权威的游离边缘，又在多元文化的交织之中，因而也更具蔑视权威、敢于离经叛道。明清长期的海禁政策，迫使闽人只能犯禁冒险才能求得更好的生存。久而久之，犯禁冒险就渐成闽商的一个普遍的性格特征。

    讨论闽商的冒险性格，无不不追溯到明清时期的海禁以及东南沿海的海盗和走私活动。从历史上看，正是明朝的海禁断绝了对外贸易，才使东南沿海的许多百姓无以为生，导致福建沿海的一些商人成为海盗，这跟内陆地区的所谓“逼上梁山”其实是异曲同工而已，只不过是福建商人被逼到烟波浩缈的茫茫海上去罢了。经济学家梁小民先生曾引用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的话，来评价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和海盗的起因：商品不能越过边境，士兵就会越过边境。明代后期东南沿海所谓倭寇和海盗问题的产生，直接与明王朝厉行海禁的政策有关。在鼓励与海外通商的宋朝，东南沿海地区并没有出现特别值得关注海盗、走私活动，然而，明朝一反宋元时期政府容许、鼓励海上贸易的做法，除由王朝直接控制的朝贡贸易外，规定寸板不许下海，寸货不许入番，严厉禁止私人的海上贸易活动。而东南沿海居民自从汉唐以来就一直进行着海上贸易，这样的严刑峻法无疑断了他们的生路，从此，在有明一代，北至浙江、南至广东，东南沿海民间非法的海上贸易活动就始终未曾停止过。

    明清时期以的中国海商在东南沿海十分活跃，在海上与欧洲、日本、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商人展开商业竞逐，明代东南沿海出现的徽商、倭寇、海盗与海外贸易的复杂关系。著名徽商研究专家叶显恩教授指出，16世纪以后欧洲人开始全球范围内海上探险和殖民扩张，海盗掳掠和合法贸易与时俱进，贸易就是掳掠,，掳掠也是贸易。文明与野蛮相结合，这也是中国海盗的特点。以世界视野和发展眼光评判明代海盗、倭寇，既要看到其消极野蛮一面，也要看到它推动经济发展，适应世界潮流一面。明清时期，东南沿海的海盗与走私、贸易，其实是难分难解的。一些亦商亦盗的海盗集团，正是在走私贸易中出现的，如著名的头子有李光头、徽州人王直、许栋、徐海以及后来完全控制了东南沿海的制海权的郑芝龙（郑成功的父亲）等等。意味深长的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封建商帮徽商中的人物，正在是在这种海盗和走私活动中，与另一些闽商在海洋上走向同流。

    有学者指出，明清时期的冒禁下海走私，与前一世纪８０年代初福建沿海地区的一些人从事走私贸易，率先与台湾贸易，都体现了闽人“铤而走险”精神。即使在“文革”时期，石狮人也体现这种精神。在全国各地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时，石狮人仍冒险犯禁，开设“地下工厂”，“做投机倒把生意”。

　　闽人和闽商冒险精神的极端表现，是“杀头生意有人做，亏本生意没人做”、“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种将利益凌驾于法律、道德之上价值观，为了利益，甚至置基本的商业游戏规则于不顾，在过去的某些时候，曾经使一些闽人、闽商铤而走险，越过了法律和商业道德的底线。改革开放初期曾经出现过的制造假药、走私贩私等等，就是这种冒险性走向极端的表现，这给绝大多数遵纪守法、按照商业规则的牌理出牌的闽商声誉造成损失，也在客观上对福建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厦门永华案的主角赖昌星，就是利益诱惑致使商人越过道德底线、践踏法律的典型人物，在巨大利益的驱动下，甚至不惜对一部分政府官员采用最卑鄙下流的设计陷阱的手段。少数的权谋家，给闽商形象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闽商应该有“爱拼才会赢”的精神，但在思维上必须超越“爱拼才会赢”的局限性。“爱拼才会赢”是一种信念，它唤起你的热情，在你困难的时候使你坚强不屈、百折不挠，它是闽商最可宝贵的文化财富和精神支柱之一，也是闽商性格的一种体现。没有信念是不行的，只有信念不够的，因为信念不等于商业智慧、商业谋略。拥有并超越“爱拼才会赢”，闽商才真的会赢。

    在新崛起的闽商中，那些更富于真正商业智慧的人，已表现出新的心态和新的性格、开始表现中远大的战略眼光。

闽商“独立性”面面观

　　闽商是最不像“帮”的商帮，有人说中国人是“一个人是一条龙，三个人是一条虫”，这话用来形容闽商，怕是再合适不过的了，闽商遍天下，但闽商多出“独行侠”。若问闽商精神中最缺乏的是什么？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团队精神。福建生意人的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是，散兵游勇，生意再小也要自己当老板，而不愿意跟人合作，替人打工对他们而言更是万不得已的“下策”或“末路”，他们中大多数人，宁愿开个鱼丸店，开个茶庄，甚至摆个小地摊，也要自己当“老板”。

    闽商这一性格，也体现在福建的许多俗语里。“宁做鸡头，不当凤尾”表达的是闽商的一种心迹，在福州商人圈中，“合字不好写”常常既是商人对自己的告诫，也是对商业合作的一种评价。原本很好写的“合”字，在福州商人那里，确实成了天下最难写的汉字之一。同样，闽南也非常流行“不当老板不算猛男”、“泉州多猛男”。闽商习惯于单打独斗，缺乏团队协作精神，使许多很有希望做大、做强的产业，因为股东之间缺乏信任、老板与员工之间的“非暴力不合作”，而无法做大做强。福建民营企业，创业初期大家都还团结一心，等发展到一定阶段，彼此就开始出现内哄，拿怕再小，也要分家。过去，在福建家族中“四世同堂”并不鲜见，但企业合伙人之间能够多年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的，实在可以算得上传奇。志同道合的朋友携手打天下，到企业做出点样子了，就难逃“分家”之厄。同胞手足之间也往往既不能同甘，也不能共苦，随便一些波折，都会另起炉灶。

    福建人更愿意单打独斗、缺乏团队协作精神原因何在？是个饶有兴味的问题，有待作深入探讨。我们试着作一初步的分析：

    一是由于福建海洋文化的不彻底性，闽商身上有着较浓厚传统的小农意识。福建山多耕地稀少贫瘠，形成了在生产中既不需要协作却重于自然资源争夺的传统。有限的资源，艰难的生存环境，缺乏合作性的生产方式，契约精神的缺失，使闽人对于利益关系的理解，一直停留在甲方的收益必然是乙方的损失这种“零和博弈”的水平上。

    其次，闽商缺乏合作精神，跟早期出洋到海外的闽商的谋生手段、经营方式有一定关系。早期渡过海峡去台湾、下南洋的闽人，大多数以剪刀、菜刀、剃头刀这“三把刀”起家，这样的谋生手段和经营方式，常常连家庭作坊都算不上，是真正所谓“鼎子挂在草鞋鼻上”的单独一人的营生。

    第三，这种独立的、不合作的性格，还与闽人的冒险性格有着内在的关系。浙商商会多，商会并不仅仅只是个排扰解难、互帮互助的组织，商会有组织健全、功能较强，对商人的自律，就产生约束作用。有学者认为：浙商会对民营企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和自律作用。尤其是在企业的诚信方面，商会有较强的约束作用，如果哪个企业弄虚作假、不讲信用，商会知道了，一公布，哪家企业就很难在当地发展下去。而这种约束，对于某些奉行“杀头生意有人做，亏本生意没人做”商业价值观的闽商而言，是不可忍受的。

    浙商之间的团结协作，更多的是以务实的态度，以项目等为纽带，以实现共享、共赢，因而也更符合现代商业精神。2004年底，红豆等地处江苏经济发达地区的六家企业，尝试进行跨地域、跨行业的“抱团”合作，以期实现从单打独斗到团队竞争、从独自承担风险到风险共担与互助互利，面对已经到来的国外跨国公司在家门口与中国企业展开实力竞争中，浙商的这种团队精神，正是中国企业的一种力量所在，这也使浙商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中国传统“商人”的范畴。

    与浙商的合作互助精神相比较而言，潮商的互助合作，却有着明显的传统亲情文化、狭隘封闭的地域文化的意味。潮商的团结与协作，更与潮州话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在潮汕人“一条水布下南洋”的年代，一个潮汕人下了南洋，就可以投奔一个素不相识的另一个潮汕人。彼此间只需一个“身份证”，那就是潮州话，潮州人是“会讲潮州话，走遍天下都不怕”，潮州话有八个调，其它地区的人想蒙混进去，难如登天。只要下南洋的年轻人会讲潮州话，能说出他父母、亲戚，对方就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并帮助他，在他那里白吃白住，直到找到工作，成家立业。当然，这种由特殊方言决定的互助，并不是建立在生人社会契约基础上的真正的商业精神，以至于有人认为，潮汕的开放只不过是对潮汕人的开放，这是潮汕开放得那么早，而仍然显得极端封闭的一个原因。这种亲缘情愫固然是阻碍了潮商脚下的一块绊脚石，但也体现着潮商之间所具有的高度的亲和力、凝聚力。

    潮汕商会、浙江商会遍布全国及至海外各地，相比较而言，福建商会却不多。闽商、渐商和潮商都能“走出去”，闽商同样遍布全国各地，迄今走出省外投资的大大小小闽商，已超过250多万，从1995年开始，福建商人在20多个省份成立的商会组织，不过100余家，而且大多徒有一个壳子，起不到凝聚、协调、沟通等作用。

与此不同的是，人们常说“凡有潮州水的地方就有潮州人，凡有潮州人的地方就有潮州商会”，仅仅香港地区登记的潮汕人团体，就达100多个，这些团体之间互相支持、相互激励、互通有无和信息，维护共同利益，更使潮汕商人少走了许多弯路。在浙江本地尤其是在温州，商会是知名度最高、最有面子的民间组织。包括服装商会、烟具协会、眼镜商会、家具商会、五金商会、合成革商会在内，仅一个温州地区，就有遍布各地的130多个商会和行业协会。

    闽商独立性的另一面，是闽商很少拉帮结伙，帮派意识很淡薄，这跟水泼不进的潮汕商帮完全不同。闽商因其独立性，他们不盲目排外，跟闽商打交道，很容易看出他们大都不排斥外地人。在散兵游勇的另一面，却表现出海洋文化特有的对异质文化的兼容性。

    中国八大方言中，福建占了两个，以福州话为代表的闽东方言和以厦门话为代表的闽南方言，闽商虽然操的是方言，这些方言像潮汕方言或复杂的浙江方言一样，在外人听起来像外语一样难懂，但当福建人与外地人找交道的时候，他们并不像其它一些方言区的人那样，表现出语言上的自闭倾向。当两个上海人在一起的时候，这两个上海人常常会不管旁边有多少外地人，都会旁若无人地说起上海话来，显出与东方国际大都会格格不入的文化上的自恋、封闭和文化心态上的狭隘；当潮汕人在一起的时候，潮汕人更愿意通过自己的方言，寻找“自己人”，有八个调的潮汕话是最难学会的语言之一，潮汕话一出，立即把其他人排除出去了。而在语言上自恋、自闭到极端地步的，可能要数广东人，一个外地人向广东人问路，十有八九，这个广东人就是用广东话回答你。以至于有的广东人出差到北京，操作浓重的广东口音向人问路的时候，对方干脆用英语朝那广东人扫射一通，然后扬长而去。

    但是，在福建，我们对这样一种场景或许更习以为常：几个福建人在一起谈得正尽情尽兴，如果他们意识到其中有一个不是福建人，绝大多数时候，如果不是不会普通话，所有人都会立即改口说普通话，哪怕他们的普通话讲得不太好，哪怕他们谈的事跟这位外地人没有关系。

    当然，随着中国加入WTO，这种以区域关系、亲情关系为纽带的互帮互助，还应注入适合国际化时代的新的契约精神。缺乏商业社会的契约精神，是合伙人之间缺乏信任的深刻的文化上的根源。在生人社会中建立的契约关系，正是公司制的精髓所在，是工商社会中人与组织、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关系纽带。中国古代也有契约关系，但与现代公司制度的契约关系不同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亲情关系，不可以产生工商社会的这种关系纽带，虽然古代也有契约，但这种关系是单线的、临时的，契约关系本身就带有另一层亲情关系的色彩，因此并没有成为人际关系的一个基本伦理准则。如果没有公司制，那么，人类的经济活动就只能停留在个体的水平上，这种水平的经济活动缺乏组织的力量，只有公司制才能够快速地配置各种资源，以满足人类各种活动的需要，达到一个群体希望达到的目标。整体总是大于个体之和，如果没有这种组织形式，再多的人简单的相加，聚在一起，终究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再多的资源也会被浪费掉。

    契约关系带来的分工、合作，由此产生极高的效率，而农耕社会是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社会，不可能具有这样大规模快速配置社会资源的效率。闽商合伙人或股东之间既不能缺乏契约精神，又不能像“有恒产者有恒心”的浙商那样实现最有效的资源整合，不能象相对而言在文化上更为封闭的潮商那样只要能说一口潮汕话，不论在海外还是在国内，就都是“自己人”，就都有互相信任、互相帮助的天职，那么，闽商看起来就只能是一盘散沙，一群“十个人的力量小于一”的乌合之众了。闽商身上这种“独立性”，却是“海洋文化”不彻底的一个表现。

    令人欣喜的是，我们已经看到，闽商中的这种散兵游勇的状态，这种无法做大做强的局限，正在新一代闽商身上得到改变。闽南的“七匹狼”，就展示了一个同舟共济、团结合作的崭新的闽商精神。晋江金井是闽南海边的一个小镇，八十年代周少雄先生下海初始，就与另外六个好友共同创业，开办了一家服装厂。或许是无意中，他们选择的狼这个服装图案，既然是七个人合伙创业，他们按闽南风俗，“七”代表多，象征着一个奋斗者的团体，“狼”与闽南话“人”谐音。

他们选择的“七匹狼”这个成为中国著名品牌的商标，在我们今天看来，却成为新一代闽商精神的写照。狼这种动物，除了个体机灵敏捷，具有很强的“单兵作战”能力。当年的七个年轻人一走到一起，就定下了具有长远战略眼光的经营思想，宁愿暂时不赚钱，也要在产品质量与款式上追求高品质。从九十年代“七匹狼”在上海一炮打响，初获成功，到由于迅速扩大投资规模，生产与销售陷入困境，再到重新审视市场，苦练管理内功，再次爆发能量，成为今天以品牌经营为核心的福建成功企业，可以说，“七匹狼”靠的正是闽商所缺乏的、崭新的团结精神。狼世界的真正力量，在于团体的默契配合。人类为了达到某一目的而组成的团队，确实应该认认真真学习狼世界中的合作忠诚、锲而不舍、力量来自合作的精神。我们在飞行设计上常常研究一些动物是如何飞翔的，在光学上还研究一些动物的眼睛，这属于“仿生学”，那么，我们不妨把人类的群体如何向狼世界学习，叫做“文化仿生学”吧。

兼容性：海洋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交织

　　对于福建文化在漫长的区域历史演进过程中，由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传承上的多元性和随之而来的宽容性特征等等，都铸就了福建兼容并蓄的文化生态环境，学者张燕清先生从三个方面指出了处于一个多层次的社会文化体系相交织叠压和互动的状态中的福建文化生态的表征：一是福建文化在源流上是多元性的，在现状布局上则呈碎状割据的状态。二是福建文化生态在态势上呈既开放又封闭的状态，这种状态折射为陆地农业文化与海洋商业文化二者并存且相互交融。这两种文化具有不同的思维和视野，前者更富有拼搏开拓的意识，而后者更具有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与此相对应，三是与此相对应，海洋商业文化则往往以动态和开放为特征。

　　何绵山教授《闽文化概论》对闽文化源流作了十分清晰的描述：福建文化的形成与闽越文化的遗风、中原文化的传入、宗教文化的传播、海外文化的冲击等诸因素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从而使得福建文化在和外来异质文化的交往中，表现出更大的融摄力和兼容性。宋元时期泉州多种宗教文化在同一时空中兼容并存、相互辉映甚至有所融合，即是最好的证明。福建文化在布局上呈碎状割据的状态，如闽中三山文化、莆仙文化、闽西客家文化、闽南海洋文化等等，它们彼此之间呈相对独立和平行并存的状态。这种文化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传承，在福建文化这个动态系统中共同构造了多向度的文化力，引导和制约着福建区域社会的生产生活和行为　　　　　方式：

　　1、 义、利兼容的儒家商业伦理精神

　　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的思想，不但对徵州的世道人心的影响至深至远，同时也构成了福建文化的价值理性。朱子学说从整体上说是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一方面强调“明天理，灭人欲”，一方面又指出“人欲中自有天理”，那就是，在世间吃了饭以后全不做事实事，是没道理的。这里的“做事”，就包括经商。“存天理，去人欲”到了闽商那里，就成为反对见利忘义，成为一种儒家的商业伦理精神。这种“义利观”为核心的儒家商业伦理精神，也贯穿于福建的家族伦理之中。　　　　　对于商贾者来说，就是不能自私自利，囤积倒卖，做伤天害理的事情。朱子的外祖父祝确，就是个名气不小的徵商，因为祝确经营商铺、客栈占了歙州府的一半，在当地被人称作“祝半城”，而作为南宋大儒的朱熹，其本人早年就曾经以刻书为生，还做过一段时间的书商。朱子对“人欲”的理解，为当时的徽商以及后来的闽商把理学铸入商业伦理提供了可能。

　　这种商业伦理精神，所“儒商”成为可能。所谓“儒商”，不必入仕而经商，不必商而优则仕，也不必儒者经商：首先，“儒商”是一种儒家的商业伦理精神，即以儒道经商，就是儒家特有的最基本的商业伦理――“贾道”、“贾义”。“儒商”以对这样一种商业伦理的实践，消解了“义利之辩”这个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命题。其次，“儒商”是一种儒家的家族伦理规范。随着宋明理学使福建的家族制度形成并完善，理学的文化理念渗透到基层社会，体现为大量的家法族规、家训等，这些成文的规范都是族众中无论士农工商理应遵守的。强调不论从事何种职业的族众，都应当遵守“敬业守分”、“克勤克俭”和“与人为善”的儒家职业精神。这种伦理精神成为福建的社会经济得以发展的内在文化动力。明清以来福建的基层社会文化及经济变迁，与理学精神的庶民化过程不无关涉。恰是理学这种思想意识形态在东南地方社会的有效渗透，才更进一步推动儒家经济伦理在东南的家族之族人的发酵，从而促进了明清福建商业的发展。

　　在看到宋明理学对个体禁錮这一的方面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朱熹的学说，实际上成了商业文化理性主义的源头。随着理学宗法伦理观念的普及化、庶民化，封建宗法文化的规范的程序化、可操作化，理学文化在福建商人那里，已经自觉或不自家地内化为一种并非纯粹功利主义的经济伦理精神，使之成为家族成员的工商业实践的指导。因此，明清以来，福建“儒商”的经济活动，就呈现出一种义利相容的“文化经济”形态。

　　这种义利兼容的儒家商业伦理精神，在今天的闽商身上，仍然能够得到突出的体现。在古代的徽商中，曾流传着许多胡余德高价回收销毁“胡开文”墨、吴鹏祥平价售米助汉阳灾民度难的“仁心为质”的商业故事。在今天的企业经营案例中，海尔集团张瑞敏怒砸不合格冰箱也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案例。却很少人知道，在今天的新闽商身上，这种视诚信为生命的案例也屡见不鲜。福建“九牧王”创业人林聪颖在自己的公司和销售公司产品的市场上，就多次跟自己过不去。在公司创办初期资金紧缺的情况下，发现不合格品返工重做，对林聪颖来说是没有丝毫值得犹豫不决的事，到产品在全国销量一路狂飙之后的1999年，林聪颖仍旧按惯例到市场抽查自己公司的产品，发现一些裤子没有百分百达到原先设计的要求，立即全部回购，把公司的人召集到厂里的空地上，当众烧毁了100多条次品。象这样与张瑞敏“怒砸电冰箱”的情节几乎如出一辙的“怒砸”、“怒烧”不合格品的故事，在今天的新闽商身上从来都不鲜见。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去看，这当然是一种质量意识，但这种质量意识，对于短缺经济还没有完全转型、卖什么赚什么因此质量意识相对还比较淡薄的时期而言，这更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欺”的商业道德，体现的正是义利兼容的儒家商业伦理精神。

　　2、 入仕、经商兼容的双重价值观念

　　南宋以降，福建的家族制度基本是按程朱设计的模式建立的，统治者甚至将朱熹对追祭世代的设想以法律化的形式予以确认。而到了明清时代，福建的社会思潮已萌发重商意识。即使在士大夫阶层，传统儒家文化的“鄙视商贾”也并不再居于支配地位，社会思潮表现出对商、工的宽容。李光缙在《景壁集》中，甚至主张儒者为贾：“士君子不居朝廷，必游市肆，此非羞贫贱而厌仁义，良亦欲有所行其志焉”。

　　明中叶以来，福建等东南沿海一带的商品经济已相当发达，为了适应社会经济新环境，理学家及士绅阶层在将家族社会纳入儒家文化大传统轨道之际，也尝试为地方利益以及同商业化相关联的行为模式提供合理性的根据。如嘉靖四年（1525年），王阳明曾为弃儒从商的方麟写过一篇墓表，强调士农工商四民虽异业而道同，皆“有益于生人之道”，传统儒家“荣宦游而耻工贾”观念乃是“交鹜于利”的产物。明清时期思想家李贽也都反对重农抑商，李贽在《又与焦弱侯》中说：“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种，所挟者重，所得者末”。但他们主要是从功利主义原则出发来肯定商人的活动，而王阳明等理学家则更进一步，他们从伦理的原则出发对商贾行为的合理性给予了肯定。

　　3、 经济理性与报效桑梓、兼济天下的价值选择

　　闽商以海内外为人生奋斗的舞台，他们爱拼敢赢、善观时变，在经济事业中获得惊人的成功，这些成功人士，可以说没有一个不是具有高度的商业理性、商业智慧的“人精”，但另一方面，许多富甲天下的闽商，往往通过“报效桑梓”的途径达到对人生价值的自我肯定，将“光宗耀祖”作为自己拼搏的一种非常内在的动力。“报效桑梓”与“光宗耀祖”实际上是同一种情感的两个体现，把报效桑梓作为光宗耀祖的表达和体现。古代福建民间的大族富绅，对宗族负有赡养孤寡、兴资办学、赞助筑路等公益事业的责任。清朝一代名臣、安溪湖头的李光地，其先辈中那些没有走读书入仕之途，而在经商中发达的人，就对族人负有这些报效之责。经商发达之后兴修家乡的公共设施、兴资办学，是中国商人同时也是闽商的一种传统，他们把这一切既看作一种义举，也作为一种天职。特别是兴资办学的传统，在今天的闽商身上更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光大。改革开放以来获得成功的闽商，为家乡兴资办学、为贫困学子提供资助的事，举不胜举。

　　由于同样的价值取向，在商业上获得成就的闽商，多以报效桑梓为己任，那些在商业上获得巨大成功的闽商，则将“报效桑梓”提高了儒家思想中“达则兼济天下”的境界。被誉为“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的陈嘉庚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以国家天下为己任的光辉典范。出生于厦门集美的陈嘉庚先生，在历经商海沉浮，成功后不忘苦难中的祖国，欲“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早年加入同盟会，倾资兴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冀望“教育救国”。他倾资兴学数十年的沦桑历程，便是他无私奉献，一生为社会服务的牺牲精神的集中体现。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面对凶猛的经济危机，陈嘉庚企业连年大亏，有人劝其停止校费，以维持营业，陈嘉庚斩钉截铁地表示“企业可以收盘，学校绝不能关门”。为了维持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经费，他甚至到了不惜变卖家产，举债，出卖大厦。陈嘉庚先生除了在兴资办学上表现出他发自内心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在祖国危难的时候，还全身心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1928年日本制造济南惨案后，义无反顾地领导华侨社会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以后，他成为作为东南亚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最高领袖，为祖国的抗日救亡事业殚精竭虑，奔走呼号，铮铮铁骨，令人钦仰。“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对他而言，可谓当之无愧！

　　虽然我们今天已不再处在陈家庚先生所处的国力积贫、国难深重的的年代，而是一个有史以来罕见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但作为闽商最重要、最可贵的精神遗产之一的陈嘉庚精神，在今天的新闽商身上，仍然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世纪金源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如论先生热心公益事业，十多年来为全国各地各项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捐赠了巨额资金，仅各项事业慈善就捐出了4.5亿元人民币，曾连续两年名列中国大陆慈善家榜首，被评为“中国十大爱心大使”。黄如论热爱家乡、一贯热心家乡的公益事业，近年来在福建省的捐资数额巨大，2004年捐巨资创办福建江夏学院，今年捐资1亿元创办江夏医院，同时又向江夏百姓医疗救助基金会捐赠1亿元，江夏百姓医疗救助基金会是中国迄今最大的个人非公募基金会。《新财富》劳斯莱斯500富人榜以身价3.8亿元排名第369位的黄如论，以2.1亿元的捐赠额居“2004年中国内地慈善企业家排行榜”榜首。《福布斯》中文版发布的“2006中国慈善榜”，黄如论再次以1.58亿的捐赠额高居榜首。

　　不少商界名流对金钱都有过颇示淡泊的言论，刘永好先生曾说，他一个人一年30万已经足够了，而据说作为京城房地产真正“老大”的黄如论，也给自己的花销列了个数，只是每个月1.8万。拥有雄厚实力的黄如论，在中国商界中一直保持着低调，他之广为人知，更多是因为他出手慷慨的兴资办学和乐心于慈善事业。但是，处事低调的黄如论先生对自己的一位先祖，却是颇感荣耀的，那是南宋名儒黄干是理学大师朱熹的得意门生，后为朱门女婿，他传承了程朱理学道统，兼收儒、释、道诸家之长，发扬光大，为中华文化的薪火相传鞠躬尽瘁，学术成果至今流传在大陆港台及日本、韩国。据说，黄如论先生在与人相处中，每喜古圣先贤为人处事的名言隽语。从中不难看出，坚信“首富不如首善”的黄如论身上的中国企业家社会责任感，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和传承。这种责任感，恰恰源自“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思想。儒商精神在新一代闽商身上，体现为仁爱善良的道德观、强国富民的目的观和以民为本的服务观。

　　学者张燕清先生指出：“福建文化生态是福建社会经济文化历史传承的产物，它是在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历经两千年的历史洗礼而逐渐形成的，具有深刻的内涵和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特定的文化生态，对于闽商性格的影响是显著而深远的。随着中国加入WTO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福建文化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新闽商也必将重塑与时俱进的崭新的性格和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