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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谢翱籍贯之争
据“谢翱研究网”网文，霞浦汤鸣统《谢翱籍贯之争综述》（以下简称《综述》）介绍，谢翱籍贯争论，真正展开于1979年版《辞海》“谢翱”条，将其籍贯从1936年版的“长溪人”改为“福安人”之后。
据《综述》言，争论始引出于1980年，由霞浦孔庆洛直接以《霞浦爱国诗人谢翱》为标题刊文《福建群众文艺》，接着，福安陆展章于1981年7月出版的省级刊物《地名》上发表《关于南宋爱国诗人谢翱籍贯考》，针对孔文的“霞浦说”提出异议，并要求展开讨论。
围绕着谢翱籍贯“福安”还是“霞浦”，双方各自搜罗资料，撰文论述，言辞灼灼，最后“穆阳说”胜出，遂定谢翱福安籍。当时，宁德地区《人物志》编辑施景西先生代表“穆阳说”，其与“霞浦说”论证取得阶段性胜利后，在《福安文艺》上将“穆阳说”改为“晓阳说”，至使1999年的福安市政府将谢翱故里错误定为“晓阳”。而根据现有史料，谢翱自身与晓阳毫无干系。至于“晓阳说”，连当时的“霞浦说”代表都不满意，并撰文《南宋爱国诗人谢翱的家世与功业》（1996年，霞浦吴忠志、王建华著）有揭发过施氏违背历史的“晓阳伪说”。
按《综述》所言，双方论争的立据似乎难分伯仲。“霞浦说”主要以谢翱挚友方凤、吴谦所撰《行状》和《圹志》载谢翱“长溪人”，及《大清一统志》记载谢翱宅有“霞浦”与“穆阳”两处。“穆阳说”的立据自是以直接的“方志”与“族谱”有明确记载，而“霞浦说”终无谱牒凭据。之后，“霞浦说”明显转向对谢翱祖上活动历程的考证，以期立说，然所刊之文皆属侧面臆想，至今终无“能取得直接、有力的证据”。
在《综述》中，霞浦汤鸣统先生难免有偏激之辞。（以释他人对引用的方志存疑，尤其是越靠近现代的被指摘为“附会产物”，故尽量从现有的源头史料说起。）如对于明嘉靖（1522～1566）《福宁州志》直载谢翱“福安人”，汤无凭据地称其为“轻率采用片面资料，于是从当时至民国时期，反而有谢翱‘福安人’、‘本州（清初置霞浦县）人’的反复不同的记载”。如何说汤偏激无凭据呢？有载谢翱的方志与地域书籍，明嘉靖《福宁州志》是当前能查到的最早孤本，接后有明万历（1573～1620）《福宁州志》载谢翱“本州人”。可见，谢翱籍贯范围被万历《福宁州志》放大了，说明此后争论存在之肇始。然而，其后出现了侯官人王应山（1531～）的《闽都记》云：谢翱宅“在穆阳。……”（见《闽都记》P296，福建人民出版社。）《闽都记》虽属私家撰述，非官方主修，但据《闽都记》出版说明：“明万历九年（1581年），编成《闽大记》，万历四十年，以80高龄写成《湖山记胜》一书，后又进行实地考察，纂成《闽都记》。”当见作者学术严谨不下于方凤、吴谦及汤鸣统。且，在《闽都记》中（P288、P294、P296）可找到王应山对福宁州、福安县的建制沿革介绍，及“穆阳在十八都”的记述。虽是私家撰述，可见王氏对“闽都”的了解，地域的划分，都非常有深度与严肃性。即使王氏难免失误之处，而其对建制沿革的把握看，对其有生之年官方编订的两本《福宁州志》不可能不熟悉其中的区别之处，可见在谢翱籍贯问题上，王氏不会失误。其记载的谢翱宅“在穆阳”显然比嘉靖《福宁州志》的翱“福安人”更具体，按汤的说法，那么《闽都记》岂不更“轻率采用片面资料”。若言嘉靖《福宁州志》“轻率采用片面资料”，那么，请汤先生先对《闽都记》给予辨伪。
在单纯“谢翱宅在穆阳樟南坂”问题上，“霞浦说”代表言辞未免可笑，汤云：“……翱父谢钥是有名望的读书人，既从浦诚迁到长溪，决不至于不住县城而永久住在樟南坂这个小乡村……”据清徐氏之谢翱年谱云：谢翱“时年十八，待父寓临安……”。这有目共睹，“永久住在樟南坂”是绝对谬误，那么汤的意思无非是“咸福（樟南坂）那样的‘小乡村’出不了谢翱这样的‘大人物’”，也请汤先生照自己的说法量量自身——霞浦这样的‘大地方’才会出汤鸣统这样的‘大人物’。人杰而地灵，何论地域之大小，古今多少例子，这种谬论根本不值得一驳。何不换个角度想想：“若为伪造之说，为何翱宅会记载给这‘小乡村’而非记载到城关或它处有谢氏聚居，以致遭无端质疑？”众所周知，现在的咸福（樟南坂）唯余一户谢姓人家，想毕之前也不丁旺，否则咸福不会出现历史遗留的郑氏与阮氏地方两大宗族矛盾。以至今日，谢翱故里咸福（樟南坂）无组织去历史辨正，反而被“晓阳伪说”一露得逞。而自古到今，志书与族谱资料从未终断过“谢翱故里穆阳樟南坂”的有关记载。有歧异起，那便是著述有偶载“谢翱长溪人”。
“长溪人”的说法并不能就此断定为“霞浦人”，且“长溪人”最早出自外乡人的笔，按“霞浦说”虽然福安置县于谢翱生前4年，但古人有沿用旧地名的习惯，这“穆阳说”与“霞浦说”有过大争论，而最早有记翱的州志已然判明为“福安人”。 “霞浦说”之“长溪人”说法研究亦有其理据，或完全可置外于此番谢翱籍贯考辨，鄙人对此也兴趣十足，希望在以后能得到确切证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