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商精神] 上海闽商研究系列之十三 曾铸与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

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不仅由上海闽商领袖发起领导，上海福建人也是其中较为积极的群体。这场运动以实现目标效果而言，并非是近代上海乃至全国比较成功的事例，它并未迫使美国取缔原有的排华法案，它的醒目之处应该在发动、发展的手段与方式，华侨、商人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20世纪初的上海闽商，就整体而言并不占据上海经济和政治生活的优势，在抵制美货运动前，作为闽商领袖的曾铸只是上海商务总会会董、上海城乡内外总工程局办事经董。他除了延续上海闽商乐善好施的传统，创办上海贫儿院和劝导禁食鸦片的振武宗社外，并不比晚清的另一位上海闽商苏升更有影响。但1905年他领衔上海商务总会禁用美货，以此掀起近代中国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美货运动，由此名振天下，尤其是他在运动中发表的《留别天下同胞书》，言词慷慨，有着在死亡威胁面前大义凛然之气概，以致“殁后数年……兹由沪上同人纠集巨资，请沪南求新厂铸就紫铜质之遗像。闻造成后，拟安置于贫儿院前，以传流后世，永为纪念”。
　　曾铸，号少卿，原籍福建同安，海商家族出身，“父初泰，董泉漳别墅，同治初，沪北闢租界，力任移墅遷冢，闽旅德之。”光绪年间，曾从南洋群岛运米到沪平粜，并热心慈善助济，在同业中声望很高。曾铸在经商方面有着不俗的业迹，他是上海闽商中，凭借对南洋的进出口贸易而发家致富的典型。但曾铸在上海的声名雀起，决非单单因财富丰殷和生财之道的高明，而在于他所参与的社会活动。在抵制美货运动中，曾铸与参与的商人所表现的分歧与妥协，除了人们已经关注到的原因外，还有上海闽商的实力及当时占据商人群体主导地位的是浙商等因素。与之相关联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在这场运动中，闽粤商人表现得最为活跃，华南省份也最积极。美国华侨无论在运动的发动和持续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这与美国华侨粤人居多有直接的关系。
　　追溯这场运动的起因，美国排华问题进入中国官方的视野，起之于1901年美国旧金山华侨的来信。1901年美国国会就次年即将期满的排华法案《格里法案》进行讨论，准备再次以国内立法形式限禁华工。对此，旧金山华侨联名致函两广总督陶模，说近十余年来，赴美华人数量比过去减少一半，如当此美国会讨论排华法案之际，不据理力争，不需数年，华人将在美绝迹，而在美华侨多系粤籍，在当地经商做工获利不少，一旦被逐回国，生计会发生困难。陶模接信后感到问题的严重，便告清外务部及驻美公使，应该力争废约，因为“所禀粤民赖此为生者众，必宜设法力请弛禁，以广粤民生计，自系实在情形”。驻美公使伍廷芳也报告外务部“华工在美为数实数不少，若无海外托足之地，则谋生愈难。不能不全力与争，斯于商民有益。”于是中美开始新一轮谈判，焦点就是美国排华法案。清末侨务政策及其护侨措施有一个特点，越来越注意采纳华侨的意见和建议作为办事的参考，而不总是将华侨视为“叛民、弃民”，并渐渐以民意作为与西方列强交涉的筹码。
　　国内仅次于粤商表现得比较激越的是闽商。美国并非是闽籍华侨聚集的区域，闽人在海外人数最多的地区是东南亚，其中菲律宾的华侨闽南人最多，并且“操菲岛的商业之权，特别是零售商，……菲岛零售商的80%在中国人手中；” 1899年美国在美西战争中取胜，美国人从西班牙人手中接管了菲律宾，对华人移民的限制更为严厉。1902年美国在菲律宾正式实施禁止华工入境条例，只允许学生、教师、商人及旅游者入境，但事实上禁止华工的条例仍然牵延到工商等各阶层。这正是对于美国的排华法案，闽粤人的反应更加激烈的直接原因。曾铸在其它商人，尤其是占主导地位的浙商踌躇不前之时毅然领衔，其中固然有上海福建人热衷社会参与的因素，闽籍华侨在东南亚的遭际更是重要影响因素。在1905年的运动中，不仅上海闽商中著名人士如苏本炎等参与了运动，知识精英严复、李登辉等也非常投入。由于曾铸与李登辉的关系，李登辉倡创的留学生为主体的“寰球中国学生会”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溯源上海抵制美货运动掀起的具体过程，亦可知上海闽商在其中的作用。1905年5月10日，在上海新闻舆论界已沸沸扬扬的情况下，上海商务总会召开各帮商董参加的讨论对策会议，曾铸以福建帮代表、普通议董的身份上台演说，“激昂慷慨，语语动人”，力主以两个月为抵制美货的期限，如两个月后，美国仍强我续约，则“全国誓不运销美货以为抵制”，他的发言受到在坐绅商一致赞成，最后议决分别致电外务部、商部，坚拒签约，电请南北洋大臣合力抗阻，同时通电全国21个重要商埠的商会，要求通力合作。到此与会者均无异议，但接着在谁人领衔的问题上出现了微妙的局面。当时的上海商务总会控制在宁波帮手中，严信厚（浙江慈溪）为总理，协理徐润（广东香山），驻会坐办周晋镳（浙江定海），他们都对曾铸的提议并无异议，但一旦要领衔通电政府和全国，采取切实的行动时，都“逡巡却顾，重有难色”，在这种情况下，曾铸“挺身捶胸而言”，“此公益事，并无风险。即有风险，亦不过得罪美人，为美枪毙耳。为天下公益死，死得其所，由我领衔可也”。此言一出，受到热烈掌声。于是接着络续所发电文都是以“沪商曾铸等公禀”的名义发出。主要精神便是“相戒不用美货暗相抵制”，曾铸就这样被推上了领导抵制美货运动的领导者位置。
通电发出第三天，上海广肇公所广帮商人首先响应，“广帮绅董大集同乡于广肇公所，到者不下千人”，提出三项具体抵制办法。（一）中国无论公私，一概不用美人；（二）华人受雇于美机构、企业者自行辞退；（三）华人相戒不用美货。第4天，闽商也在泉漳会馆集议，“到者几无插足地，尤见建帮同乡感情之挚”。曾铸在会上提出五项抵制办法：（一）美来各货（包括机器等件）一概不用；（二）各埠一律不为美船装货；（三）华人子弟不进美人所设学堂读书；（四）华人不在美国商行内应聘任职，（五）美人住宅内所雇华工，劝令停歇，不为美人服务。并相约两月之后，美方若不改初衷，一意孤行，上述各项将立即实行。显然这些抵制方法较通电提出的“相戒不用美货，暗相抵制”的主张已前进了一步。
　　从5月到6月，上海一些美人开办的学校中中国教员与学生纷纷响应号召，停课退学。北京和天津各界商民也“涵电纷来”表示支持。然严信厚、徐润、周晋镳等仍瞻前顾后，止步不前，既怕承担由此引起的政治责任，又恐媚外华商暗中破坏，使抵制美货的行动难以见效。为此曾铸特地给他们三人写了一封辞意恳切的信，信中说：自“传电各埠后，陆续接准函电，万众一心，一律照办，民心团结，迥异从前，大是可喜”。认为“换约谋及商人，或讶无此政体，此中国向来之说。若外国则索重商权，无一国不咨询后行，所以办理外交鲜有偾事”。让他们打消顾虑，理直气壮地参与国家的内政外交活动。至于媚外华商的破坏亦不过是少数人之所为，如果“大众相戒不用”，少数贩卖美货的华商“虽欲自便私图，我知亦有所顾忌”。
　　在两个月的期限中，美国政府通过其新任驻华公使柔克义，一方面对清政府施压，一方面与上海商务总会领袖人物多次接触，哄骗相加，但曾铸等并未让步。这一时期，名义上严信厚、徐润等仍是上海商务总会的总理、协理，是上海工商界首脑人物，但由于他们的犹豫和畏葸不前，实际倡导抵制最积极、立场最坚定的是曾铸。他四处奔走，八方呼吁，两次上书外务部，通报与美方接触情况，央请清政府“据情力争”，要求清政府在与美方正式签约前必须将条约全文寄与沪商公团，“方能由部画押”。曾铸还在报上发表声明，澄清有关他已同意美方“展期”的谣传。
　　应该说，这场抑制美货运动从倡议、宣传到进入实质性的抵制美货阶段，曾铸起了领导和中坚作用，上海闽商也做了很好的配合。但仅数月间便归于沉寂，其中的原因自然很多。而上海闽商势单力薄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一个制度和市场都不充分的环境中，乡缘意识仍然是一个可以依凭的力量，然而，如前所述，1905年的上海商界，上海闽商已沦为一个小帮，闽商在所有的行业包括曾经占有很大份额的行业，都已不占优势。浙商势力最强，其次是粤商。在上海商务总会中，也以宁波帮的势力为主，曾铸作为闽商的代表，在上海商务总会中只是一个普通议董。因此，事实上，从一开始，由于与上海商务总会的领导层观点不尽一致，曾铸基本上以个人或“沪商”出面发涵电，而不能用“上海商务总会”名义。曾铸虽还有广帮的支持，但以广帮的行业而言，他们中也有相当部分与宁波帮一样，做进出口生意或与美货有关的行业较多，抵制美货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因此在实质性的抵制行动一开始，围绕“不用美货”与“不定美货”的范围、时间等，众说纷纭。闽、粤商人主张“不用”美货，而宁波巨商们多主张“不定”美货，这样曾铸在没有上海商务总会整体的支持情况下，仅凭民族义愤和个人勇气，及并不强大的上海闽商群体，这就决定了曾铸不可能组织起有效的机构来具体实施他的方案。
　　1905年底，曾少卿被选为总理，这并不代表上海闽商打破了在上海商务总会中浙商垄断的地位，充其量只是曾铸因领衔抵制美货运动而获得的威望所至，这从曾铸任职时间上就可以证明，曾铸任总理时间为光绪三十一到三十二年（1905年至1906年），仅一年后，上海商务总会重新恢复了由浙商垄断总理之位的传统。
抵制美货运动的效果并不在真正意义上重创美国对华贸易，也未能使上海福建人及上海闽商的境况有所改变，但却展示了中国商人有了与传统排外主义迥然不同的对外方式和理念,包括人民主权思想和全民国家观念的兴起、新式社团和报刊等现代传媒的运用、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成长和现代舆论的崛起,以及文明理性的对外精神,因而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以近代民族主义为动员方式反抗西方列强的运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