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来自莆仙--壶兰之子(转)

机器翻译家 ——陈肇雄的故事

圣经《创世记》记录着一段关于人类语言的故事：据说，亚当的子孙本来说的都是同一种语言，他们不仅生活得有滋有味，而且还打算修造一座贝伯尔塔直通天堂。上帝看到这种情况深感忧虑，害怕人类将来会不服管束，于是下界来把语言搞乱，使人们彼此都听不懂对方的话语，无法交流，塔自然修不成了。



还在电脑降临人世之前，人类就萌生出一种极富魅力的梦想，希望有一天能制造出一种机器，请它在讲不同语言的人中间充当翻译。把这种翻译机揣在衣兜里就能走遍世界：到了英国，它讲英语，到了法国，它又会讲法语……，无论操何种语言的外国人与你谈话，只要拨一下开关，它都能在两种不同语言间充当“第三者”，准确地表情达意。一旦我们拥有它，又何愁“天下谁人不识君”？



“机器翻译”，本质上是对人类思维和语言活动的模拟，这是人工智能中最困难而又最有现实价值的课题。从20世纪20年代，各国科学家就在此领域辛勤耕耘，但面临的困难重重，让机器理解人类的语言谈何容易！80年代初，人类社会大步迈向信息时代，相互之间的交流急剧增长，社会需要带来巨大的推动力，人们把希望寄托于电脑，机器翻译被列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技难题的第一位。世界上各发达国家聚集各路高手，不惜投入亿万资金，试图率先突破机译的难关，抢占翻译机器的巨大市场。



早在198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计算机专家高庆狮教授，对他的博士生陈肇雄说：“给我搞出机器翻译来。”陈肇雄当然掂得出这话的分量，但他没有丝毫犹豫，准备按照导师的要求，向世界水平的机器翻译发起冲击。



20来岁的陈肇雄凭什么去冲击这个世界级的难题？



1961年出生在福建莆田木兰溪的陈肇雄，父亲是一位乡村中学老师，母亲干农活操持家务，艰难地哺育着七个孩子。陈肇雄排行老三，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在这种环境下，陈肇雄基本上无人管束，在玩耍中打发童年的光阴。



直到有一天 ，祖母知道了他糟糕的学习成绩，陈肇雄被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他从此开始发奋。渐渐地，他已不满足课堂的正规进度，而是超越教材刻苦自学。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理工大学。四年后，他又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上高庆狮教授的研究生，并提前9个月完成硕士研究生学业，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高教授是我国当时仅有的两位计算机专业的学部委员之一，高教授让陈肇雄搞机器翻译课题的时候，他正在钻研智能计算机逻辑程序语言。虽说放弃了前景十分乐观的项目，去啃机器翻译这块硬骨头，但陈肇雄却喜欢上了这个更有挑战性的工作。



向机器翻译挑战的确非常艰辛。他回忆说：“选择这个课题，我做了耗尽毕生精力可能一无所获的准备。作这一选择时我自己都觉得有点悲壮。”由于这个项目涉及到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和语言学等多个学科，在整整三年时间里，陈肇雄不得不广泛涉猎各种相关学科知识，学习国内外机译界多年积累的经验。凭着“初生之犊不怕虎”的勇气，陈肇雄在学习中继承，在继承中创新，独创性地提出一套“基于不完备知识的机译分析”理论，突破了复杂多义区分、上下文相关处理、多种知识交叉分析等等一系列关键难题，终于在理论上有了重大突破。陈肇雄的《智能型机器翻译理论体系》发表以后，国际上给予了高度评价，博士学业没有完成的陈肇雄也被中科院破格提为副研究员。



1988年， 陈肇雄的研究被列入国家863高科技研究计划。也就是在这年，他在第12届国际计算机语言学大会上宣读的有关论文，得到了国外专家高度的评价，大会主席称赞他“指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新方向”。然而，陈肇雄心中的目标决不仅仅只是一个“方向”，他要把它做成中国高性能的翻译机器。接下来又是一个奋战的三年。 陈肇雄和一批青年科学家，仅靠863计划拨给的44万元有限经费， 为理论框架设计语言规则，编制翻译软件。那堆积成3米多高的稿纸，不知道耗费了他们多少心血，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

年复一年的艰苦奋斗，这需要什么样的精神来支撑啊！陈肇雄那一届毕业的计算所硕士生共36人，先后有35人出国，只剩下最先得到国外邀请、并四次婉拒国外邀请的陈肇雄。在他遇到与科研无关的烦恼时，他曾随手给德国一所大学发了一封电传，表示希望去学习一段时间。四个小时后，对方就发来表示欢迎的电传，陈肇雄却轻轻地把它放在一边。他说：“出国不是就不爱国，但我留在国内，确实是有感情上的原因，能在国内为我们的计算机事业发展出力，我感觉更实在，更有意义。”



经过整整六年的卧薪尝胆， 陈肇雄的“智能型英汉翻译系统IMT/EC863”通过了国家鉴定，它在总体上超过了国内外同类系统，处于国内外领先地位。1992年，陈肇雄成了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研究员之一。两个月后，他把数万个词汇、数十万个对应词和数十万个翻译规则压缩到100K字节，完成了袖珍型电子翻译机的软件开发，能在几秒钟内实时翻译一个整句。香港的一家公司购买这一软件，不久，世界上第一台“揣在衣兜里”的袖珍型翻译电脑──快译通EC-863A， 被中国人率先造了出来。人类多年来的夙愿，终于迈出了“美梦成真”的一步。



1993年，快译通EC-863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陈肇雄也因此获得中国科学院第三届青年科学家奖一等奖，并在1994年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科学家。陈肇雄一时名传中外，许多国外科学机构、著名公司表示愿意用重金聘用他，一家加拿大公司答应给他100万美元的股份和1万美元的月薪，他面临着又一场考验。



众所周知，科研成果从理论到实践，再转化为商品才能进入市场，对科技人员来说，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陈肇雄偏偏放弃了诸多重金诚聘的公司，选择了自主开发、艰苦创业的道路。不过，他对自己是有信心的。还在南京读大学时，他就曾编了个软件程序，卖了几万元，在中科院读研究生时，又编了个软件卖了十几万元，攻读博士期间他第三次搞的某软件程序售价70多万美元。我国著名的科学家严济慈曾经说过：“一个科学家如果走出实验室，他的生命就会消失。”与严老相交多年的陈肇雄也知道这个道理。他为自己设计的是一条科研人员与企业家互相兼容的策略。



1997年6月，陈肇雄带领与他一起多年奋斗的中科院200多名员工，创建了华建电子有限公司，注册资金达100万，其中30%是以知识产权入股。陈肇雄出任公司总裁后，他没有离开实验室，一边搞科研课题，一边带博士生和硕士生。凭借国家44万元的项目经费，他们推出了“智能型英汉机器翻译系统IMT／EC863”，荣获国家科委颁发的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而他领导的公司也在短短的三年里，在电子辞典、掌上电脑、网上通、网络信息处理系统上获得长足的发展，不仅使我国的机器翻译技术日趋成熟，而且公司资产达到6个亿，连美国IBM公司也代理了他们的产品。



电脑业界之外的人大都不了解华建公司，所以有人说华建是“墙内开花墙外香”。陈肇雄在解释这种现象时说：“华建推出的机器翻译软件，在我国、和海外等地十分受欢迎。因为这些地区的企业和个人每天都有大量与国际企业打交道的业务。庞大的华建的机器翻译软件轻点鼠标，马上转换需要的中、英文版本。可是这种业务特色不久也会出现在国内的企业里，因为我国马上就要‘入世’。”事实的确如此，在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至少需要增加专业翻译人员100万。随着因特网的发展，人们对机器翻译软件需求量也会大增，华建的大名以及它的产品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



陈肇雄的心中，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在他四处奔走和策划下，华建和四通共同组成了中关村软件集团。陈肇雄认为，“中关村”应该是我国最好的品牌之一，他说：“我在国外软件企业时，看到这些企业都有中国人，这说明中国人一点不笨。所以我有一个想法，要搞一个大型软件集团，在软件行业争得一席之地。对于在中关村软件集团我任什么职务无所谓，只希望能够将近年新开发的技术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形成比机器翻译更大的产业。”



陈肇雄对中关村软件集团的未来充满信心，既然他能用最少的时间、最少的投入、开放出最高的质量、最好的产品“人机翻译系统”，成为我国软件的拳头产品，那么，继续前进，开发更多更好的软件又有什么不可能呢。随着因特网高速发展，计算机软件已经成长为具有辉煌发展前景的产业。尤其在应用软件领域，如网络深层次处理软件技术、智能人机接口技术、嵌入式应用软件技术等新的领域，都等待着人们去开发。占领这一巨大的市场，不仅是中关村软件集团的机遇，这也是陈肇雄准备迈过的人生下一个台阶。



就目前已有的成就来看，机器翻译离终极目标仍相差很远。例如，会翻译的机器还不能“听译”和“口述”，还不能准确地翻译不规范的口语，还不能做到本文开头所设想的那样：“只要拨一下开关，它都能在任何语言之间充当第三者”。换言之，它的智能还赶不上人类优秀翻译专家的功底。



机器翻译面对的是人类的语言，是人类思维绽开的最鲜艳最美丽的花朵。在语言的领域里耕耘，正可谓“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拥有中国科学院计算机语言信息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华建集团总裁，以及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等多重身份的陈肇雄，不会停下他的脚步。他曾语重心长地对更年轻的青年人说：“再远大的理想如果没有敬业精神支撑，就都是一种空想和幼稚。”

陈宜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原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鱼类学家、动物分类学家。1944年4月22日出生于福建仙游。196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分配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工作，先后任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1991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同时任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1995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曾当选为第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中共第十四、十五次全国代表。任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常委。2004年1月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曾任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中国委员会主席、现任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DIVERSITAS）科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中国委员会主席。《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动物学报》、《生态学报》、《水生生物学报》等学术刊物编委，中国动物学会理事长、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务。（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网站）

陈宜瑜：助推中国科技腾飞

作为国家资助基础研究的主渠道之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已经成为现代科学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石和主要推动力量。

　　3月17日，鼓舞人心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刚刚在全国“两会”上通过，《人民日报》科技版头条就刊登了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十一五'期间，我国将大幅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今后5年的投入总量将超过200亿元，比'十五'期间的105亿元多出近一倍。科技投入倾向基础研究，实施15个超亿元的重大研究计划……”。5年、200亿元、近一倍、15个超亿元……在这一系列数字的后面，包含着怎样的决策过程和丰富的内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年投入200多亿元”，将如何进行运作？基金委主任陈宜瑜院士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掌门人”？这一系列的问号让记者产生了采访的浓厚兴趣。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20周年前夕，记者迎着春日的晨曦，如约来到位于双清路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走进陈宜瑜主任的办公室，并排两个大书柜里摆满了各类科学著作和科技管理方面的书籍，办公桌上整齐地摆放着文件和资料，充满书卷气息。握手间，身材修长、精神矍铄的陈宜瑜笑声朗朗，睿智而干练，既有领军人物的气度，又不失资深学者的风范。采访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开始了。

　　廿年征程　成绩卓著

　　“20年来，自然科学基金艰苦创业，从小到大，改革创新，蓬勃发展，成绩卓著。”

　　话题是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创立开始的。陈宜瑜的介绍简洁而清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是在原中国科学院基金局的基础上，于1986年2月成立，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基金委最初挂靠在科技部，从2001年开始独立运作，由国务院直接管理。基金的来源主要是中央财政科学事业费预算拨款和一小部分社会捐助。基金面向全国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主要是资助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自然科学基金工作，江泽民、李鹏、朱?基、李岚清、温家宝等同志都曾听取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工作汇报，并就科学基金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陈宜瑜深情地说，这个基金最初是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等海内外科学家提出建议，邓小平同志拍板确定的。最近，李政道专门撰文，回顾了建立中国科学基金制的那段不平凡的历史。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然而，当时许多学科领域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工作需要恢复和建立，研究队伍青黄不接，研究经费相当匮乏，整体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继续拉大。这种局面引起许多有责任感的科学家的忧虑。1981年，89位学部委员致函中央领导，建议借鉴科学发达国家的成功实践，设立面向全国基础研究的自然科学基金，充分发挥科学家在配置基础研究资源方面的作用。此议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首肯。从1982年起，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基金开始实施。1985年7月16日邓小平同志接见李政道时，他向邓小平同志面陈建立自然科学基金制度的重要性，建议尽快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邓小平同志和其他在场的中央领导都明确表示，赞成成立这样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邓小平同志说，这是个新生事物，先干起来再说。此后不久，国务院便正式设立了管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机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李政道认为，20年来，自然科学基金坚持支持基础研究的方向不动摇，资助项目获得许多高水平的成果，在推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取得这样的成绩的确是令人钦佩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近期也撰写文章，畅谈参与科学基金工作的切身体会。他说，我亲历并目睹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建立以来20年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我既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建设的参与者、受益者，也是其发展壮大的见证人。20年来，自然科学基金艰苦创业，从小到大；改革创新，蓬勃发展；成绩卓著，声誉日隆。受到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拥护和支持，受到国家和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和国际科技界同行的高度赞扬。

　　谈到20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取得的可喜成绩，陈宜瑜如数家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以后，由于它起到的突出作用，社会反响非常好，国家批准的经费因此逐年递增，从最初的8000万元到2004年的22个亿，约占全国基础科研投入的20%；2005年达27亿元；2006年将达到34亿元。

　　陈宜瑜举例说，荣获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刘东生院士，是我国地球环境科学研究领域的专家，他的突出贡献之一是把黄土高原变成一个巨大的科学宝库，使中国的黄土学研究在国际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2002年他获得了有“环境诺贝尔奖”之称的国际环境科学的最高奖--泰勒环境成就奖。这是中国大陆学者在国际上获得的最高科学奖。他曾受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项计500余万元的资助。著名数学家吴文俊院士的研究工作涉及到数学的诸多领域。他为拓扑学做出了奠基性的工作，他的示性类和示嵌类研究被国际数学界称为“吴公式”、“吴示性类”、“吴示嵌类”，至今仍被国际同行广泛引用，影响深远，享誉世界。他也曾受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2001年至2005年期间，在基金的支持下，中国基础研究的整体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在一些学科领域，如人类基因组、纳米材料、全球变化、古生物等方面取得的不少成果，在国际同行中产生了重要影响。2005年，结合国家战略需求，基金紧急启动了“高致病性禽流感关键科学问题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到目前已取得了阶段性科研成果。

　　陈宜瑜还高兴地告诉记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社会乃至世界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2001年11月7，国家天文台将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自然科学基金星”，以此向全中国、全世界表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发展中国自然科学中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和成就。让这颗在宇宙中永恒的星星作证，预祝我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自然科学基金星”的照耀下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已经逐步走向国际化，现在年度投入国际合作资金1亿多元，与35个国家或地区建立了64个协议性交流关系，特别是与德国在北京共建的“中德科学中心”，已经成了科技交流的窗口。2005年中心直接资助科学家有千余人次，其中德国科学家有450余人次。2003年德国总统来华访问时，专门来中心访问考察。

陈宜瑜：助推中国科技腾飞

托起“杰青”　声誉日隆

　　“我非常感谢杰出青年基金，它改变了我人生的方向。”

　　20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工作，就不得不提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这一基金在推动我国基础研究和促进关键科技项目获得突破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资助基础学科和在凝聚国内队伍、吸引海外学人、造就学术带头人、培育创新团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4年，国家拨专款设立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这项基金面向全国，资助国内及即将回国工作的45周岁以下的优秀青年学者在国内进行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支持立足国内科技事业发展的青年学者并积极吸引海外学有所成的青年学者回国工作。

　　陈宜瑜为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自1994年至2005年的12年中，累计资助1491人，其中1432人具有博士学位，有89位女青年学者，35位少数民族学者，他们已经和正在成为我国基础研究创新的中坚力量；先后有48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从近几届中科院院士增选情况来看，50岁以下的内地新增院士全部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近年资助的118个“创新研究群体”中，有102个群体的学术带头人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资助者；近4年，共有15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作为第一获奖者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有相当一批获资助者在国家重大研究项目或重大计划中担任首席科学家或学术带头人，还有一些正在科技领导岗位发挥重要作用，为国家科学、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在科技界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培养出一大批从事纳米科学研究的年轻精英和研究队伍，他们将成为中国纳米研究未来5年的主要推动力。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实施以来，几乎每一位获得基金资助者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有的还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密切关注和高度评价。比如，2004年7月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十三届国际催化大会上，李灿成为获得国际催化奖的第一位中国人，也是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获此殊荣的第一人。李灿院士的科研工作多年来一直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1989年获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在其后的1992年、2000年及2001年三次获得科学基金面上项目，1996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1999年获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资助，2002年承担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中的重点项目；由他作为学术带头人的研究群体获得2003年度“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资助。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副校长席酉民在题为《科学基金伴我成长》的文章中一往情深地写到，1987年10月，我以论文《和谐理论与战略研究》获博士学位，成为中国大陆培养的第一位管理工程博士。次年，经过申请、答辩，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首批青年基金，随后，便与科学基金结下了不解之缘。主持和参加过科学基金几乎所有类型的项目，如面上项目、主任基金、优秀中青年专项基金、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重点项目、重大项目、优秀创新研究群体基金等等。可以说，是科学基金伴我成长到今天。

　　1989年，先后在法国、美国做了两年博士后的姚檀栋回国了。当初准备以高薪挽留他的美国专家汤姆森教授在他的游说下，最终与他一起来到了中国，作为合作伙伴一起进行青藏高原冰芯研究。在最需要扶持的时候，姚檀栋与其他48名青年学科带头人一起，成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首批资助对象。“这笔钱实在是太珍贵了，每一分都用在了刀刃上。”此后的10年间，借助这个平台，他先后主持国家“八五”、“九五”攀登计划课题、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规划、中科院重大课题等20多项科研项目，研究成果分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四等奖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等奖励及国家发明专利。如今已是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的姚檀栋说：“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成就了我一生的事业。”

　　“如果当初没有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的支持，我可能会选择不同的人生方向，也许不会继续从事科研工作”，提到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对自己的帮助，去年11月当选中科院院士的方精云感慨地说。方精云主持过“973”计划“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变化、可持续利用和区域生态安全”子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温带草地碳循环”和基金委主任基金“中国陆地碳汇的分布及相关过程的研究”等重要项目的研究；还主持了北京大学生态定位研究站的建设。他先后进行的20多个重要科研项目，大多是由基金委直接或参与支持的。方精云说：“我非常感谢杰出青年基金，它改变了我人生的方向，并为我以后的科研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2005年新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分别为14人和4人，18位新院士中的15人是在1994年至1998年期间获得杰出青年基金资助的，其中有8人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的学术带头人。目前为止，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者中共有中科院院士37人、工程院院士11人。
不仅如此，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还面向全球引进优秀外籍华裔科学家，支持这些青年学者立足国内从事基础研究。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去年启动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外籍）资助工作，首批资助10人。用好海外人才资源，促进合作研究，海外和香港澳门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资助80人。2005年，科学院昆明动物所一位英籍美国科学家也得到了基金的支持。

陈宜瑜：助推中国科技腾飞

尊重规律　科学管理

　　“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科学基金的声誉”

　　如今，许多科技工作者不仅把获得自然科学基金作为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主要资助渠道，也视其为一种崇高的荣誉，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将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作为评定职称的一个重要参考依据。那么自然科学基金如此良好的口碑从何而来呢？

　　陈宜瑜自豪地说，这来自于自然科学基金严格的评审机制。20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认真研究世界科技发展态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科技创新规律，认真对待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规律，从而努力认识规律，把握规律，尊重规律，依规律办事。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整套符合规律的、系统的资助原则、组织架构、评审和管理制度及监督评议制度，实现了基金的科学管理。

　　陈宜瑜具体介绍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采取的是自下而上的评审模式，先由科研人员自主申报，再进行评审立项。评审一般按照初审、同行专家评议、专家评审组或专业委员会评审、委务会通过的程序进行。在时间的划分上，每年底发出新一年度的基础科学研究项目指南，至第二年的3月31日为受理项目申请截止期，5月到6月由专家进行通信评议，6月开始召开专家评审组会议进行评审，9月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务会最后审定，10月底拨出第一次资助金。

　　自然科学基金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毫无保留地依靠专家。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规定》中，把“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定为基金项目的评审原则，而其中又把“依靠专家”放在第一位。所有的评审完全依靠专家，是否立项、该拨多少数额的经费，都由专家决定。委务会（领导办公会）的最后审定，也主要是形式上的审批。而参加评审的专家都由基金委各科学部来挑选。仅去年，参加评审的专家就有2万多人，20多万人次。专家评审组的评审专家每两年更换一次。

　　近两年，基金委还引进了一些海外专家，他们与国内部门较少利益冲突，发言更为直率。“在基金评审过程中引进海外评委可以提高我们的评审和科学发展水平，因为申请和评审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陈宜瑜对聘用海外评委给予了很高评价。

　　为保证项目评审的公正性，基金委严格设立了5条回避规定：一是基金委专职和兼聘人员不得申请或参加申请项目；二是参加评审的专家和工作人员回避直系亲属及可能影响公正性的申请项目的评审；三是自然科学基金委兼聘人员、同行评议专家和专家评审组成员回避本人所在单位和本人参加的申请项目的评议和评审；四是专家评审组成员和自然科学基金委兼职专家当年是申请项目负责人时，不得出席与该项目有关的评审会议；五是申请者可提出不超过三位不宜评议其申请项目的同行评议专家并说明理由，供遴选同行评议专家时参考。与申请人同一单位的专家不纳入评审专家之列，如有师生关系，也尽力回避。

　　评审结束后，自然科学基金是如何管理和监督的？陈宜瑜介绍说：立项之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与项目负责人签订项目合同，按年度进行拨款，经费直接拨至项目负责人依托单位，其单位负有管理与监督的责任，项目经费的5%划作该单位的管理费。

　　每个项目的完成时间大都在3年以上，在跟踪考察中，要求每个项目每年都要向基金委递交一份年度报告，报告其项目进展及经费管理情况。重大项目每年至少召集一次学术交流和工作协调会议。年度报告出现问题的，将得不到延续资助拨款。

　　项目完成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组织就其完成情况进行同行专家评议，分为三四个等级，评价情况将与下一次申请挂钩，评为优秀的，在以后的申请中能够得到优先资助。最后的评议一是看培养人才情况，二是看其工作质量与工作态度。

　　“完成情况的评审并不完全以成败论英雄，基础科学的科学效益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预见的；如果工作态度认真，也培养了很好的人才，最后仍失败了，自然科学基金是宽容这种失败的。基金委的宗旨是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为科学家创造一个宽松的科研环境。”　讲到这些时，陈宜瑜的语调非常坚定。

　　陈宜瑜说，早在1993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的温家宝同志组织开展了关于科学基金制的专项调研。形成的调研报告指出，“一个完善科学基金制应包括'咨询、决策、执行、监督'四大系统”，强调应尽快设立监督机构，关注科学道德建设的有关问题。为此，自然科学基金委于1998年设立了监督委员会，负责受理不端行为的投诉和举报工作。监督委员会现有19名委员，大都是科学家和管理专家，其中有的是自然科学基金委工作人员，但更多的是聘请基金委以外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另外，监督委员会开始试行派驻监督小组参加评审会，2004年组成了三个监督小组参加评审会，实地了解科学基金评审情况。去年4月，监督委员会又出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对科学基金资助工作中不端行为的处理办法（试行）》，使监督工作更加完善，有章可循。　
为了维护科学道德和科学基金制的声誉，去年8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就通报批评了19名科研人员，其中3名情节严重者被点名公开通报批评，并撤销其已获资助的项目，收回所有已拨经费，取消其项目申请资格2到4年。

　　陈宜瑜经常对工作人员强调一句话：“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科学基金的声誉”。他同时强调，自然科学基金制的良好声誉，不仅要靠基金委的工作人员，更需要我国数万名基金申请者、项目承担者和数万名基金评议、评审专家，以及包括各项目依托单位的科研管理人员在内的科学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共同来维护。

陈宜瑜：助推中国科技腾飞

激励创新，引领未来

　　“提高我国科技持续创新的能力，使我国占据国际科技经济竞争的制高点。”

　　作为我国生物学界的知名学者，陈宜瑜院士有着长期的基础研究经历，在他的研究生涯中，也曾经得到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并长期从事科学基金评审工作。对于基础研究的地位和作用，他的见解自然独到。

　　他从哥白尼、爱因斯坦的贵族式研究，讲到蒸汽机、爱迪生，二战后的基本粒子研究。认为基础研究以认识自然现象，探索自然规律，获取新知识、新原理、新方法等为基本使命，是高新技术的重要源头，是国家创新体系知识平台建设的核心内容和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因素。近年来，世界各主要国家为了保持其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优势，赢得新的科学革命可能带来的发展先机，抢占未来科技和知识经济的制高点，纷纷采取对策，对基础研究优先部署、超前投入。面对这种形势，需要树立全局观念，增强参与全球科技竞争的意识，全面理解与贯彻国家科技工作的战略部署，坚定不移地支持基础研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成果和人才储备。

　　陈宜瑜谈到，基础研究所研究的科学问题包括科学自身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两个来源”，其发展受“双力驱动”，既有来自科学系统自身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内部需求动力，也有来自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动力。要真正解决科学问题，必须依靠科学家自由探索，否则就没有创新。“我们必须创造鼓励自由探索的环境。”　

　　陈宜瑜说：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要牢牢把握这个战略机遇期，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弘扬科学基金工作的优良传统，按照“尊重科学，发扬民主，提倡竞争，促进合作，激励创新，引领未来”的新时期工作方针，不断完善和发展科学基金制，努力提高科学基金管理工作水平。
那么，提高科学基金管理水平的着力点在哪里呢？陈宜瑜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尊重科学是科学基金工作的根本立足点。尊重科学就是要尊重科学规律，尊重科学家的首创精神；崇尚科学精神，弘扬科学道德。我们要努力构建鼓励创新、支持创新、保护创新的宽松和谐环境，使科学基金资助工作做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保护科学家“细听蝉翼寂，遥感雁来声”的科学敏感，引导科学家发扬“板凳须坐十年冷”、“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勇攀科学高峰。
发扬民主是履行管理职能的基本保证。温家宝同志曾经指出，“科学基金制是科技体制改革的产物，是科学民主管理方法在自然科学研究管理上的成功应用”，“密切基金会与广大科研人员、科研单位和大学的联系，这一点是根本的”。

　　提倡竞争是科学基金择优支持的重要保证。评审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择优的过程；要鼓励科学家勇争世界第一，支持科学家广泛参与科学前沿的国际竞争，在世界上占有更多更重要的“一席之地”；提倡竞争，就是要完善平等竞争的机制，提倡规范、有序的竞争。

　　促进合作是现代科技发展的必然要求。在科学发展中，惟有形成竞争中的合作与合作中的竞争，才能永葆创新的生机与活力。学科交叉是孕育创新的重要途径；要拓展合作视野；要促进高等学校、研究机构和企业的合作，引导和促进他们在基础研究领域结成战略联盟，提升我国技术自主创新能力。

　　激励创新是科学基金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我们科学基金工作要始终坚定不移地把激励原始创新作为根本出发点，实施科技源头创新战略，不断完善有利于创新的工作机制，营造创新土壤，建设创新文化，最大限度地激发科学家的创造潜能，保护创新火花，扶植创新种苗，着力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引领未来是基础研究的使命。要树立投资未来的理念，对基础研究优先部署、超前投入。要通过支持源头创新，发挥基础研究的先导作用，为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充足的人才和知识储备。要发挥科学基金制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先进制度的示范作用，引领基础研究资助与管理模式的制度创新与实践。

　　话到此处，陈宜瑜概括道：面对新世纪的挑战，自然科学基金委要坚持把推动和发展科技源头创新、提高我国科技持续创新能力作为主题；坚持把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发现和培养优秀科技人才作为主线；坚持把体制创新和管理创新作为动力；坚持把为广大科学家服务、尊重和弘扬他们的创新精神、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为推动我国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繁荣和发展，提高我国科技持续创新的能力，使我国占据国际科技经济竞争的制高点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幅“十一五”期间的科学基金工作蓝图已在陈宜瑜的胸中绘就：今后5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将充分发挥重点项目、重大项目和重大研究计划的导向和带动作用，以关键科学问题带动不同学科和领域的实质性交叉，组织实施跨学科、跨领域协作研究，力争在若干重点领域和重要方向实现突破。安排重点项目1800项左右，平均资助强度达到200万元以上；重大项目资助规模控制在30项左右，平均资助强度达到1000万元以上；安排实施15个重大研究计划，每个预算额度为1亿至2亿元。同时，将安排专项资金，资助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外籍）100人、海外及港澳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约400人。陈宜瑜满怀激情地说，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我们任重而道远

陈宜瑜：助推中国科技腾飞

少年奇才　专家本色

　　“我人生最深的体会是做每件事都要非常投入，在哪个位置都要非常投入地做好。”

　　陈宜瑜1944年出生于福建仙游县鲤城镇十字街竹椅巷。仙游隶属莆田市，文化源远流长，积淀丰厚，素有“文献名邦”之誉和“家贫子读书”的学风，曾出现“仙游科甲冠八闽”的盛况。新中国成立后，仙游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是福建省“高考状元县”。1980年以来，每年为大中专院校输送人才2000人以上。现有仙游籍高级技术人员900多名，有成就的仙游籍教授、学者、专家达500多人，获得博士、硕士学位的有100多名。陈宜瑜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陈宜瑜自幼聪颖，家学渊博，4岁在家启蒙，7岁直接进入小学四年级读书，9岁小学毕业，被当地人称为“神童”。他15岁考入厦门大学，一时传为佳话。大学毕业后，陈宜瑜进入武汉的科学院湖北水生生物研究所，致力于淡水鱼类分类和系统进化研究，在鱼类分类上有重大贡献。国外教科书说，鱼类只能在海拔4000米以下的地方生活，而陈宜瑜以确凿的事实证明，在海拔5200米的江湖里仍可见小眼高原鳅。陈宜瑜对鲤科和平鳍鳅科鱼类进行了系统分类，发现了5个新属、29个新种，并提出了鲤亚目科等的新分类系统，被国内外同行所引用。

　　他多次深入青藏高原腹地，对青藏高原鱼类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科学考察，提出了裂腹鱼的演化以及这种演化与青藏高原地史的发育关系新学说，，大大超越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他研究了泸沽湖和程湖的鱼类区系形成历史，提出了可用以解释云贵高原特定湖泊区系起源的同域成种进化模式，及边域快速成种的实例，在实践中丰富了进化理论。

　　陈宜瑜曾在青藏高原工作10年，谈起那段艰苦经历，他至今记忆犹新。1973年至1975年，作为水生生物学家的陈宜瑜连续3年参加科学考察。1976年，他又参加了青藏队藏北分队的科学考察。要去的地方羌塘是青藏高原主体和核心部分，海拔在4500米以上。科考队进入那曲羌塘无人区后，汽车经常陷下去，每天只能走30公里。再往里走汽车开不动了，只好用牦牛驮给养和设备。再后来草料没有了，牦牛连累带饿也死了。盛夏时节的6、7月份，这里却下起了大雪，半夜里连帐篷都压塌了。到达昆仑山时，28人的科考队只剩了15人。当时条件极其艰苦，通讯设备落后，如果遇险很难救援。但大家团结一心，互相帮助，终于战胜了重重困难，完成了任务。陈宜瑜感慨地说，那是一次多学科的考察，一大批科学家整天在一起讨论交流，形成了相互交融、相互启发、相互促进的“大学术思想”，让我对地球科学、生物科学有了新的感受，可以用生命现象解释地球进化历史，对后来的学术研究起到很大的作用。他在青藏高原考察后发表的论文，对世界鱼类研究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

　　陈宜瑜还开创了珍稀濒危动物白暨豚的研究。推动并组织了我国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开展，呼吁开展我国淡水渔业结构性调整的研究工作，运用生态学原理，进行了渔业-环境优化对策分析，在湖北洪湖连续十年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科学示范研究，减缓了沼泽化进程，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他还积极参与中国生态网络研究的组织工作，是淡水和海洋水域生态系统联网研究的主要学术带头人。曾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主编和参加编写专著11部，《鲤形目鱼类系统发育的研究》等9项成果曾获得国家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

　　陈宜瑜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投身科技领域的管理工作，至今已有20余年。如今他仍还带有博士生，抽空还到实验室搞实验。他本来有很多业余爱好，比如打羽毛球、篮球、桥牌、游泳等等，近些年来都不得不为繁忙的管理工作和研究“让路”。他说：“我的电话是公开的，大家有事可以随时找到我，我也能随时了解一下各种情况。”此时，记者感到，他炽热的话语里充满了真诚和自信。

　　陈宜瑜的人生感悟

　　搞科研最深的感受：要不断思索，按自己的思想不停地有新的想法，有新的创建。

　　人生最深的体会：要全身心地投入，做每件事都要非常投入，不论在哪个位置都非常投入地做好。

　　现在面临最大的挑战：作为基金委的主要领导，一是如何满足科学界对资金的不断增长的需求；二是如何做到公正，寻找准确的支撑点，把钱用到最需要的地方；三是把钱管好，让国家的钱安全运作。

陈兰通

籍 贯 福建莆田 出生年月 1938年1月
现任职务 现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执行副会长兼理事长
中国侨联顾问
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副主席



主要经历
1962年 
清华大学毕业

1962～1982年
历任技术员、工程师、科长、厂长等职，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连续8年评为先进工作者。 

1982年
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企业管理局副局长。

1985年
任国家经委委员兼企业管理局局长。

1987年 
被选为中共十三大代表，同时担任全国企业管理优秀奖评委会主任，全国优秀企业家评委会副主任、中国企业管理培训中心兼职教授。

1988年 
在国家经委评为高级工程师。

1988年
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任国家体改委委员兼企业改革司司长、国务院企业管理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大连理工大学、中国轻工管理干部学院、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兼职教授、客座教授。

1989～1999年
任中国侨联副主席、党组成员兼机关党委书记，兼任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顾问。
1992年 被选为中共十四大代表。
1999年至今 任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执行副会长兼理事长、中国侨联顾问、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副主席。

承担社会责任是时代对企业的要求

——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企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兼理事长 陈兰通


　　“企业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承担社会责任是时代对企业提出的具体要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所有企业都要对社会责任尽最大的努力。”圣诞前夕，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以下简称中国企联）执行副会长兼理事长陈兰通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推行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世界潮流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趋势下，世界市场日益形成相互依存、彼此互补的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市场需求链。企业社会责任不再是一个企业的单独行为，而是全球供应链包括制造商、供应商、采购商和品牌商共同的责任；企业社会责任也不再是一个国家的单独行为，而是一种世界潮流和趋势。”谈起企业公民的理念，陈兰通委员就有说不完的话题。

　　据了解，随着全球化的南北差距扩大、贫富悬殊、失业增多、自然资源破坏和生态环境恶化等严重社会问题，今年6月，联合国已把推进“全球契约”列入总部的一项工作内容，并成立了“全球契约”理事会。“全球契约”全面涵盖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内容。包括支持人权、执行劳工标准和注重环境保护等三个方面、十项基本原则。

　　陈兰通告诉记者，随着一些大型跨国企业在国家和国际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要求这些企业在创造经济效益、获得利润的同时，也要主动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逐步成为一股国际潮流，被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公司所推崇，许多企业、尤其跨国公司甚至把承担社会责任作为公司形象和社会信誉的重要标志。

　　中国企业面临的新课题

　　“如何看待社会责任问题，我国企业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说这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设置的新的贸易壁垒，有的说企业社会责任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符合以人为本的理念。究竟如何看待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要有科学的分析和正确认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一个企业如果只以盈利为目的，只顾自己发财，不顾其它，这样的企业在人们的心目中肯定不是一家好企业，也不是合格的‘企业公民’。”陈兰通告诉记者，了解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发展趋势并采取有效措施，已成为中国企业面临的新课题。

　　“社会责任也是一把‘双刃剑’，当前国际上出现的三个趋势，要引起我们格外关注：一是惊叹中国产品竞争力，质疑中国出口产品低价格的背后，是否进行社会倾销，是否重视劳工权利和环境保护，有没有对社会承担应有的责任；二是发达国家的消费者的意识不断进步，不仅仅只关注价格，也关注环境问题、社会问题，购买负责任企业的产品，促使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制定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守则……”陈兰通提醒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必须提高社会责任认识，不能在这一新的社会思潮中落伍，不能失去融入全球化的资格。

　　“中国企业素有‘为商之道首先在于为人’、重义轻利的优良传统。现在，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1%，石油储量只占世界的1.8%，铁矿石不足世界的9%，中国的GDP只占世界的1/30左右。这就需要企业界关注资源的保护，关注环境的保护，关注劳工权益的保护，关注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说到这里，陈兰通一脸的严肃。

承担社会责任是时代对企业的要求

推行企业公民的带头人

　　“在国内，中国企联是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中企业组织（雇主）一方的代表。在国际上，中国企联是中国企业组织的代表、中国雇主组织的代表。”谈到中国企联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中的作用，陈兰通侃侃而谈：“中国企联在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一直致力于推动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为推动企业注重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企联与世界可持续工商理事会合作，成立了中国可持续发展工商委员会；在陈锦华会长积极倡导下，中国企联成为全球第一个参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发起的“全球契约”的国家级雇主组织，还专门成立了“中国企联全球契约推进办公室”；由于中国企联积极推进“全球契约”，开展一系列有成效的活动，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特地致函陈锦华会长表示感谢，并予以表彰。

　　“目前，中国企业在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已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如中国石化公司通过优化生产工艺和实施清洁生产，不仅向社会提供绿色产品，而且提高了资源利用率，促进了经济和效益、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青岛港务局注重以人为本，通过企业发展，拓宽就业渠道，妥善安置企业大量的富余人员和老弱病残职工……”谈起近年来表彰的全国管理现代化优秀企业，陈兰通如数家珍。

　　“办企业如同做人，求成绩、争第一固然重要，但树立企业品格与良好形象，也是成功的重要因素，它可以产生无形和有形的经济效益。我希望通过媒体和各种力量让企业家们都要做到‘四不’，即不给社会添灾难；不给消费者添麻烦；不要忘记职工合法权益；不要忘记社会公益。”采访结束时，陈兰通委员着重表达了自己的“企业公民观”。

陈兰通：信息化发展是世界的大势所趋

作者：出处：中国电子报[ 2007-03-15 22:08 ]摘要：在国际上，信息化水平是一个国家的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在我国的“十一五”规划中，也提出了大力推进信息化的发展思路。陈兰通作为专家委员会成员参与了信息化规划的论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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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兰通委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信息产业发展和信息化建设，他说信息化发展是世界的大势所趋。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提高经济社会的信息化水平是国家的大政方针。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加快了工业化的步伐，是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在国际上，信息化水平是一个国家的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在我国的“十一五”规划中，也提出了大力推进信息化的发展思路。陈兰通作为专家委员会成员参与了信息化规划的论证工作。

　　陈兰通特别强调，要重视企业的信息化建设，企业是经济社会基本的经济实体单元。他认为企业信息化至关重要。他说企业信息化关系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包括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能力。我们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就要推进企业信息化，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的生产工艺和流程。企业信息化是进行信息化的落脚点，企业要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同时企业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有一系列要注意的问题，推进企业信息化建设是企业的经营之道。企业的风险来自于信息，企业要根据信息的汇集和分析做出决策，因此信息化是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企业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提高信息化水平。

　　陈兰通说，企业信息化建设要注意很多问题，特别是人才的培养。企业信息化需要复合型人才，另外还要在信息化过程中注意信息安全。

　　信息产业和企业如何加强自主创新能力?他认为，一是要在起点上，采用先进技术。通过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和自主创新相结合的方式，采用生产所需的技术。要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他说，北京的交通这么拥堵，如果信息化做好了，这个问题就会有所缓解。

　　另外，信息产业要围绕社会经济部门实际所需开发适用的信息技术和产品。社会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只有符合实际所需的产品和技术才更有生命力，发展更快。信息产业的技术和产品贴近市场，根据市场需求进行开发，就能找到更多机遇。

　　现在，有些中小企业对企业信息化认识不足。他说企业生产工艺的改造，传统技术的改造升级都离不开信息化工作。一些生产经营管理比较好的企业，比如宝钢，在对生产工艺的控制方面，都大量采用信息技术，用以传送信息，做出决策判断。

　　企业信息化实施过程中，人的因素最为关键。信息产业和企业的持久发展，需要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人才。企业家是宝贵的社会资源，国民经济的发展很关键的是有一批企业家的健康成长，有一批优秀的企业家。同时，要靠自主创新。靠技术、管理和制度的创新，使产业不断做大做强做久。企业家成长的关键是企业家素质的提高。优秀的企业家应该具有经营能力和管理能力，懂得用人之道，有为人之道，有企业家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但企业家的培养不易，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他说，好的企业家应该“四不”：不给社会添灾难，不给用户添麻烦，不要忘记职工的合法权利，不要忘记社会公益事业。

林文肯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纪检组组长
　　林文肯，男，汉，1945年11月出生，福建莆田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硕士研究生。曾任司法部研究室副主任、办公厅副主任（正厅级，主持工作），中央办公厅法规室主任，中央纪委副秘书长兼研究室主任，中央纪委委员，中纪委驻中国社会科学院纪检组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