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联网论坛

这部宏伟的创业史，是生于那片乡土的商业精英书写的。而我只是生逢其时，有幸为他们执笔。――题　记

　　引言：历史性的跨越


　　移民是指人们在地理位置上由此及彼的迁徙。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移民史，就是人类经过艰苦奋斗，改变生存环境和自身命运，不断追求理想生活，实现美好梦想的历史。


　　仅从１７到１９世纪３００年间，就有超过６０００万欧洲人移居海外，尤其是到美国定居。这轮移民在１９０１年至１９１０年间达到高潮，有９００万欧洲人移居美国。而这些来到“新大陆”的美国人并不安分，又到西部去寻找更好的机会。历史上的西进运动就是美国经历的一次非常浩大的国内移民运动。


　　移民运动不仅改变了迁移者的生活环境，更促进他们社会地位的改变。社会成员从某一种社会地位转移到另一种社会地位，这种现象称为社会流动。19世纪末美国作家阿尔杰创作的１２０多本《阿尔杰童话》，是许多当时逃离欧洲等级森严社会的贫穷移民在美国成功致富的真实故事的写照，反映了美国在开拓时期的创业精神，至今还激励着美国人去实现新的“美国梦”。


　　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现代化过程相互交汇、相互作用。简单的说，城市化就是指人口由农村流入城市的运动。列宁认为，居民离开农村而转向城市，是一种进步的社会现象，“它把居民从偏僻的、落后的、被历史遗忘的穷乡僻壤拉出来、卷入现代社会生活的旋涡。”人口向都市地区集中，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形成连锁反应，带来人口结构的大变动、大整合，进而影响相关地区人们的价值取向、思想观念的变化，对社会关系结构以至社会制度的重构产生显著效应，表现为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大变革――人口迁移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化就是现代化。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移，许多是天灾人祸或是统治者强制，多属被动、盲从行为，少有心甘情愿、出于改变自身境况的大规模自发性移民运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成亿的农村人口向工业化和城市化方向转移，这是２０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最具实质意义的大变动。


　　身处闽东山区的周宁农民，把握中国社会急剧变革转型和浦东开放开发大机遇，超越乡土千里跃进，投身史诗般波澜壮阔的城市化现代化运动。他们用脚步来支持上海城市发展和浦东开发，在积极主动参与建设上海的同时，他们积极支持家乡的各项事业；在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他们圆了自己创业致富的梦想。一批又一批群体迁移的周宁人绝不是盲目流动的无业游民。他们把大上海作为特定目的地，行业定位明确，当老板挣大钱的目的明确。周宁人到上海谋求发展，即属于主动型移民，大多伴随着向上的社会流动。经过十多年时间流转，他们逐渐融入大都市，完成了从农民到商民，从乡民到市民，从贫儿到富人的社会角色转换，实现了历史性的大跨越。而由他们构成的一个优势移民群体――福建周宁商业移民，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开拓创新敢拚会赢，成为上海新移民大潮中一朵夺目的浪花。


　　对许多人普通中国人来说，近二十多年可能是他们个人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变动最为剧烈的时段。他们从社会底层起步向社会上层攀登，在中国的大地上，不知道上演了多少或轰轰烈烈、或静静悄悄的个人奋斗悲喜剧。一如周宁人在上海艰苦奋斗，写下了一个个活生生的创业故事。这个以农民为基础构成的新生的移民商业群体，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草根版的财富传奇。


　　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改革，使中国社会流动渠道逐步多元化，增加了更多的社会发展与个人奋斗交相激励的成分，现代社会流动机制及流动模式正在逐步形成，社会流动与社会稳定趋向良性互动。一个社会中间层占据相当部分比例的社会，才是更为稳定安全的社会。《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的主编陆学艺预测，今后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使未来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有跳跃式扩大。


　　厉以宁最近提出：“要让大部分中国农民成为中产者”。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认为目前农村一些深层次问题，不仅还制约着农村的发展，而且制约着中国的发展。而且中产阶层赖以生长的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的社会环境仍处于初级阶段，中产者要壮大成为社会主流阶层还假以时日，因此现在还不是谈论让农民成为中产者的时候。


　　我们知道，１３亿人口９亿农民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三农”问题确实已成制约中国发展的瓶颈。我们完全同意这样的观点：如果没有大多数农民的富裕，任何乐观的经济统计数字都毫无意义。９亿农业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占５亿多。农业生产只需１亿多，乡镇企业解决了几千万，还有３－４亿剩余劳动力。如果今天中国农业仍是多数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那么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贫富悬殊还会进一步拉大。因此中国需要进行制度性的革命，进一步解放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让更多的中国农民告别封闭的乡土，融入城市化的洪流中去。只有大批农村劳动力从乡土转移出来，加入城市化进程，进而成为城市市民，中国的现代化才有希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富裕，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中国农民调查》警告说：如果广大农村被长期排除在现代化进程之外，年轻一代农民极有可能成为活跃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加剧城乡冲突，引发社会震荡，甚至造成灾难性后果。


　　“三农＂问题是执政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年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坚持以人为本，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大要务被鲜明提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去年底发布的一份《构建和谐社会》的研究报告，专家们提出了“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减少贫困；促进城市化，改变就业结构”等七大措施。当前要建立和谐社会，紧要之处在于农民，因为农民富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有更多人成为中等收入者阶层。而要培育和扩大这个阶层，当务之急就是要让更多的农民成为中产者。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要解决三农问题任重道远。而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如何增加农民收入，仍然是当前以至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中国政府和学术界面临的一大课题。而我们所看到的福建东北部老少边贫山区周宁县的农民们，在人们还把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贬为“盲流”，在专家们呼吁从政策和制度上赋予农民工与其他群体同等国民待遇时，早就行动起来，以厚实的大脚板突破地域的重重封锁，越过政策的种种障碍，拖家带口成群结帮，如山洪爆发般冲出山门，奔向远方辽阔的大海，在陌生的大都市，奋力打开了一片生存的新空间，创造了一个发展的的新天地。不但消解了农民和城市的矛盾，还有效缓和并逐步解决了农村一些蛰伏已久的矛盾，创造了社会的和谐。周宁的商业移民现象，无疑给我们提供了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典型范例和另一种全新的思路，尽管它的形成与成功具有某种不可复制性。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中心博士生导师吴松弟教授长期研究中国移民史、中国人口史和中国经济史。其参与主撰的多卷本《中国移民史》、《中国人口史》在学术界有广泛影响。近年来，他开始着手研究中国当代移民现象，并对周宁商业移民群体表现出浓厚兴趣。他认为，我们国家正步入新的大发展的时期，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构成大发展的主要内容。由此引发的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移民潮，正以中国历史上，甚至可能是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规模进行着。二十余年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外来移民，是建设城市、发展城市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从农村向城镇和城市的移民，是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主要途径之一。他高度肯定周宁商业移民用自己的方式，为落后山区发展经济、摆脱贫困，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同时，又用自己在上海等城市成功经商，并有一些人经商成功以后逐步在经商地定居，融入当地城市的丰富多彩的历程，为城市在新时期的发展，为城市经济文化的繁荣，提供一个个值得思考的生动的事例，丰富着城市研究的内容。


　　一位带领乡亲闯上海的周宁商会老会长用质朴的语言说：“我们多发展一个个体户，就增加一个富裕户，减少一个贫困户；多发展一家私营企业，就可以解决数十人、数百人，乃至更多人就业，就会带动一批人走上共同富裕之路。”虽然没有高深的理论，却与发展经济学的三个最基本原理，即就业靠就业扩大，富裕靠富裕带动，繁荣靠繁荣支撑之前两点不谋而合。


　　一切的改变都是从细部开始。从一个具体的人，到他的家庭，到最基础的社会层面。他们的创业史，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必然过程，是中国农村社会结构性变革的一个缩影，是２０多年来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怎样评价周宁商业移民的价值都不过分。（待续）（蔡敏）

铁流千里（续一）　　乡土周宁

　　 周宁，这是我母亲的土地。为生命内在的急流与强烈的责任感所驱动，我试图展示当今上海这一新兴商业移民群体波澜壮阔的创业全景。今天我重归旧时地，是来探寻这股商业移民流的源头，感受那来自草根的素朴却坚韧不拔的力量及孕育其创业文化的土壤基因和精神特质，进而求索三农问题解决之道和中国社会变革的动力。

　　乡土周宁
　　一个２０万人口５万人家的小县，平均每户至少有１人常年在外经商务工。这6万人中自己创办或合伙联办企业的有1万多人，这就意味着这个县每五户人家就出一个老板。他们在全国各地创办的近６千家各类企业，年总产值保守估计也有４00多亿元，这个数字几乎是该县国内生产总值的４０倍多；其中资产200万元以上的有700余家，资产1000万元以上的约８０多家。仅在上海及周边地区，就有大小企业４千多家，且大多集中在钢材销售行业，从业人员近5万人――也就是说，在上海500万流动人口中，有1%是来自这个偏远的山区------福建省周宁县。
　　春节风俗画
　　周宁县处在闽东北鹫峰山脉东麓，县城海拔880米，高居全省县城之冠，因城北有狮子岗得名狮城。每当秋冬之际，山地季风吹来，凛然有如雄狮低吼；既而春洪爆发，东去十几里外，九龙祭瀑布群龙澎湃，奔腾赴海。
　　春节是周宁特殊的时刻，是了望周宁最好的窗口。这时候，沉寂了大半年的街道，忽然间拥挤不堪；生意清淡的农贸市场，顿时显得水泄不通；而那些平日只有老人们看守的甚至空置的楼房，重新充满亲朋好友和家族的盛宴。都说东洋溪桥头那两只狮子平时都沉睡着，只有春节的鞭炮响了，它们才开始闹腾起来。
　　春节前一天，周宁县机关礼堂内，一场土地公开竞标会正激烈进行。最后，靠城关河滨路几幅土地，被在上海、江苏等地做生意的周宁老板高价标走。
　　十几年来，这里的城镇规划建设也得益于在外经商创业的老板们。周宁人对１９９２年关县城首次公开拍卖土地使用权的火爆竞标场面还记忆犹新。当时县建设部门以县城整体规划为切入点，开发30米宽的中兴商业街，将街北段６１套、面积３８０４平米的店基向社会公开拍卖。其中一幅100多平方米的地块，竟然拍出36万多的高价，每平米地价创出当时全省最高。一条以在沪经商者为主的“上海老板街” 就这样形成了。周宁县的富人们，第一次吓了全省人民一跳：这个还顶着贫困帽子的小山县，居然有这么多有钱人！这些在第一次创业中富起来的老板们纷纷回乡购地建房，让家乡人看到了他们的财富和成就，也刺激了更多人的创富欲望。
　　随着在外老板们事业的不断发展，投入家乡城镇建设的资金越来越多，周宁县城也越变越大，越来越美。
　　“奔驰、宝马闹山城”，是这些年周宁最具特色的新景观。每年春节前后，小小山城几乎被四面八方开回来的小车挤满了，而且豪华车比比皆是。宾馆自然不必说了，学校操场，机关大院，民居前后，街道两旁到处都是。据不完全统计，周宁县目前在外企业家所拥有的小车已超过1000辆。有人说，上海恐怕就有这个数。目前在上海经商的老板，光奔驰就有30多辆，宝马也有50-60辆。湖南人小肖去年春节来拜见未来丈母娘，此前在他的想象里，周宁大概是一个可能还比较穷的山区小县；实地一看，这位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生十分惊讶：在这么小的空间里聚集了这么多好车，即使香港深圳也不多见！
　　最热闹的要算西门街的土地庙。周宁民间称土地公为福德正君，尊为财神膜拜。各大村庄都有塑像，百姓普遍崇祀。城关地区民众则于每年正月初二据土地庙前点香放炮，祈求发财致富。尤其是那些常年在外的生意人，更要起早争头香。可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来人，这时庙前早就人声鼎沸，万炮齐鸣。有时为挤到土地公跟前，动手动刀也不希奇。近十来年，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生意也越做越大。正月初二拜财神简直成了财力大比拼，板车运、箩筐挑，一家放他几千块也不皱眉。于是鞭炮震天，大旺大发。西门街土地庙前的炮屑层层叠叠一年厚比一年，显示周宁老板的财富年年增长，这也是周宁春节的一大奇观。
　　这一天，周宁县委、县政府也要“请财神”。五套班子举行新春茶话会，和回乡省亲的在外企业家欢聚一堂，共话发展，亲商之风和煦扑面。这一活动已持续有年，今春也不例外。
　　周宁人素有热心公益的良风美德，县境内道路、桥梁、路亭、水井等建设，历来是民间集资或募款兴建，或由个人捐建。如今，每到春节也是事业有成、乐善好施的企业家们回馈桑梓的时刻。他们发展在外，心系故乡，慷慨解囊兴学建校、铺路修桥、扶贫济困、结对助学，一片恋祖爱乡情怀。据不完全统计，在2003年之前的数年内，周宁在外企业家共对家乡的各项建设捐资达500多万元。在过去的一年里，全县所有行政村的水泥路硬化，都得到在沪企业家的支持，累计达180多万。企业家对家乡教育的支持最踊跃，前年春节，有30多位在外企业家被聘为县里各中学、小学、幼儿园的名誉校长，他们为学校捐款捐物达40多万，这也是那年过年周宁人津津乐道的一件新鲜事。有周氏兄弟父亲做寿，把15万元捐做教育基金，诸多善举皆成美谈。驻沪企业家还与家乡400多名贫困学生结对，累计资助50多万元。
　　他们乐意做的既有只讲奉献、不图回报的公益事业，也有在商言商、公私双赢的商业行为和市场创新之举：县一中迁建要融资，每股20万元，有35人投了36股，一下就集资720万元，企业家们便成了新学校的校董；县宾馆改造缺资金，17个在外企业家按一股2万投资38万装修，即拥有连续5年每年1个月的使用权。今年春节回乡，他们就住进了自己投资的豪华套房。
　　这是一个归人和游子来来往往的边远城镇，这里大半的年轻人有一大半时间生活在别处，但他们眼中没有许多生于农村的年轻人的困惑与迷茫，也没有城市小资对人生局限性的种种慨叹，而是另一种面对明天的明朗和信心。一方面他们已经习惯于远方大都市的生活，另一方面又不时眷顾儿时的家园。但只有到了春节或清明，才回到他的故土。他知道自己今天的幸运，是与他们的乡土血缘密不可分。
　　正月初一到十五，城乡都有舞狮舞龙，热闹异常。入夜，县城里还有人“搬铁枝”的喧声。只听得一阵锣鼓响，便有乐队行来，少男少女装扮的传统戏剧人物，摇曳在高处的铁架上沿街巡游。
而在乡土小吃街，那些还乡的人挤满了每间小店。他们要到这里吃上一碗热辣香浓的扁肉、泥鳅面或薯面。山高天寒口味重。要吃薯面，辣椒是要的，咸菜、虾米也是要的，还有老酱一定不能少，再撒点葱花，这才是真正的乡土风味。两个年轻人，在这里不期而遇：
　　“嗨哥们，这两年没见去哪了？”
　　“在上海。”
　　“做钢材吧，大发了！”
　　“呵呵，你呢？”
　　“唉，莫讲了……”
　　只要少加留意，这样的对话随处都可以听到。两个中年妇女从农贸市场出来，一路絮絮叨叨，说的是上海逸仙路、砖桥钢材市场。
　　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开来开去的小车大都挂着“沪”牌，头顶上的跨街横幅，也是上海钢材市场的广告。拍下这张照片不加说明，你一定认为是上海市区外围哪条街上的景象。而县里电视台播出的贺年广告，露脸的也大多是上海老板。乡人们都熟悉他们，以至发迹前的贫困经历或逸闻趣事。
　　浓郁的乡土色彩混合着鲜明的上海气息，构成了周宁春节独特的风情画------这就是我的今日周宁印象。包括你所遇到的每一个人，只要和他说起上海，都会得到确切的回应。
　　李姓老板在上海做钢材贸易也有七八个年头了，路上遇到说家有喜事非要请客吃饭。席间一对年轻男女起身敬酒，主人说这是儿子儿媳，明天就是双喜吉日。那夏姓姑娘落落大方，听口音辨气质象阿拉上海人，一问果然家住杨浦。问是怎么认识的，答曰是中学同学。
　　在朋友单位闲聊，进来一汉子，自我介绍是当地“小老板”，不过年后也要到上海看看。我与他相约上海见。
　　采访结束返沪，县里派车送到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与开车的周师傅一路海聊。得知他儿子去上海已有三年，是逸仙路钢材市场的一个小老板。还有他的许多亲戚朋友也都在上海。问退休后作什么，“去上海”，他平静的说。
　　就是这样一个山区小城，传统与现代交集，有序与无序并存，尽管残留的老屋还顽强的附着农耕文化的苔痕，而更多的乡人则在人流的推涌下急不可耐地开始了决定命运的迁徙，并身不由己的卷入城市化喧嚣的进程。
　　正月初三出行日，出门人又陆续登程。他们吃过亲人煮的“太平蛋”，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带着土地财神的香火和“新年大发”的祝愿，乘着大车小车浩浩荡荡奔向远方，一路春潮滚滚。
在历史的风中迁徙
　　这股突破重峦叠嶂的阻隔封锁，摧枯拉朽不顾一切奔涌向前的急流，并非凭空突发于瞬间，它源自历史深处的涓涓细流。
　　福建内部以纵横南北的鹫峰山、戴云山、博平岭为中轴线，分为沿海与内陆两个地理单元。这条高耸绵延的山脉对福建文化产生根本性的分异作用。宋代以来，所谓上四府和下四府就以此为界。地处鹫峰山东麓的周宁，是闽东与闽北的必经通道。
　　周宁原名周墩，明清属宁德县青田乡东洋里，民国24年（公元1935年）设周墩特种区，直隶福建省府，人口五万两千余，大小村落一百五十余处，方圆百里。
　　周墩离省会福州410里，离福宁府220里，离宁德县城190里。据《周墩区志》载，因地僻人稀，舟车不至，山岭起伏，窒碍诸多，致使宁邑各项政事鞭长莫及、法律难以实施，道统文化气息稀薄。天高皇帝远的“化外之地”， 教弛民顽 ，形成桀骜不驯的叛逆性格，民不顺道，难于治理；又因地处各县交界，社会治安混乱，每遇口角纠纷，地痞流氓往往纠合外匪，斗殴劫掳，敲诈勒索，弱肉强食，民不聊生，若非立县镇治，社会难保安宁。
　　民国五年十二月，时共和再造，民权大张，省众议院议员及省谘议、周墩商会创始会长郑谟光（字慕蔡1872--1941）会同社会贤达２４人连署请愿书，陈述设县利国富民之旨，请求省政府改区立县。此后他一直为建县奔走呼吁，直到民国34年（1945年8月）抗战胜利，周宁方立县治，而慕蔡先生已于4年前病逝。
　　周宁立县时自周墩、宁德各取一首字为县名；又以僻隅不靖，寓意周围安宁。
　　周宁因此成为福建省建县最迟的县份之一，到今年恰好60年。
  周宁建县虽晚，其矿冶成就在宋明经济中却有一席之地。宋元祐年间（１０８６－１０９３）在芹溪村设有宝丰、宝瑞等银场，建成全国最主要的银矿产区，宝瑞场实际上已是宋代最大的银矿场。从明代以至前清末叶，又屡经开掘，期间因矿山纠葛，几度兴废。后矿脉渐绝，银矿业式微。
　　然而，除了矿业在历史上曾有过短暂的辉煌之外，地僻山荒、土薄田少的周宁物产着实有限。农业产出除茶叶、谷米外，其余不过竹木、薯米而已。商贸不发达，手工业仅炼铁、铸锅、茶叶、陶瓷等零星小作坊，又因山高水冷，作物一年仅收一季，所需人力不多， 故民风好赌，习以为常。
　　贫困始终与岁月相随。棕衣当被倒，火笼当棉袄，番薯米当粮草，称作周宁“三件宝”。民谣叹道：“年年犁耙播，亩产一百五；无食饿腹肚，不如走上府。”
在饥寒交相催迫下，低声下气四处乞讨者有之；铤而走险赌一把，落草为寇者有之；脑袋掖在裤腰上搏一凶，上山打游击闹革命者有之；更普遍的是到闽北一带卖苦力和从事手工副业，当地谓之“走上府”。一如人们所熟知的“闯关东”、“走西口”，在历史凛冽的寒风中，周宁人为谋生而离家的迁徙由此开始，这些外出的人就叫“出门人”。
　　由县城出西门，去城10公里，翻越麻岭古道，就是下路（闽东沿海）经周宁至闽北各地的咽喉要隘，旧时官府设巡检司把守，并有张氏乡民捐建的卷石亭，石拱横跨古道，供过路人途中休憩，躲风避雨。
　　长亭外，古道边，荒草碧连天。如今，古道早已了无人迹，古堡、石亭也只留下断垣残壁，让人徒发思古幽情。只有那些出门人的故事，还被老辈人记起。
　　据老人们说，有明以来，周宁人的祖先就开始沿着这条古道，翻越麻岭头，到上府一带从事烧炭、伐木、扛木筒等苦力劳动。清雍正年间，有杨氏先祖由清流迁居虎冈、洋庄，引入铸锅技术，所产“东洋锅”畅销闽东北。随着境内铸锅业兴起，带艺外出铸锅人数渐增。至民国年间，劳动力外出从事铸锅、土木建筑及扛木筒、烧木炭、经销参茸等达４千余人。
　　解放后，在党和政府领导下，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周宁一向以农业为主，农业生产的进步几乎为人口增长所抵消。1949年全县人口55448人，1988年156498人；49年人均耕地2.23亩，1988年减少到0.94亩，水田旱涝保收面积仅占总面积44.2%；粮食单产1949年82公斤，1988年提高到301公斤，总产虽比1949年增长3.7倍，而人均粮食占有量增加有限。此时全县农业人口仍占92.3%，农业结构单一，农业商品率水平低，工业基础薄弱，经济效益低。贫困县的帽子依然沉重地压在头上。
　　为了改善经济状况，在大办农业生产高级社和“文化大革命”期间，部分农村能人和富余劳动力不顾当时政策限制，带着传统铸造工艺，偷偷跑到闽北等地创办铸造厂、务工。上世纪８０年代，改革开放为外出劳务提供了良好、宽松的环境，越来越多的周宁人纷纷走出山门，在全国各地安营扎寨。这些先行者在大中城市建基立业后，亲带亲、邻带邻、村带村，吸收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队伍雪球似的越滚越大。他们从传统的铸造行业起家，拓展到活性炭、建材、房地产、茶叶等几十个领域。到1９８８年，全县外出劳动力１.２万多人，分布全国１５个省、市、自治区，办企业、经商１０４０多家，年收入３７００多万元，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门路。
　　被称为“创业者乐园”的上海以其强大的磁力，吸引着全国各地和异国他乡的大量移民纷至沓来。浦东大开放大开发和邓小平南巡后，城市化现代化国际化的强力推进带来巨大商机，周宁人把握住了这一历史大机遇，挺进大上海。
　　新的移民潮激荡浦江两岸。上海经济飞速发展，具备远比闽东山区优越的创业环境，这些推力和拉力使周宁人向上海迁移形成一种模式和集体行为，上海成为周宁人群体迁移、实现发财致富梦想的特定目的地。
　　十几年来，一批又一批的周宁人走出大山奔赴上海，迅速发展壮大。农民进城，在人们印象里，就是从事各种体力劳动的农民工，经常被欠薪无法回家过年；而周宁人在上海主要是从事商业活动，涉足钢材、木材、活性炭、石板材、五金、房地产、饮食等行业。尤其是他们瞄准钢材热销这一市场，在短短的几年中创建了上海浦东杨高路周宁建材一条街。从1996年11月诞生的第一家周宁人的市场开始，至今已创办成功的各类钢材现货市场已达40多个，并向昆山、苏州、无锡、江阴等地拓展。
　　穷则思变。周宁人没有困守山门，而是向外突破，挺进大上海，形成创业氛围，打造规模经济。他们不但站稳了脚跟，还借助上海这个国际经济、金融、商贸、航运大市场求得大发展。不少企业从当初农民加板车的夫妻店、兄弟铺、父子档的家庭经营模式，发展成上规模、有实力、管理先进的现代企业。在巩固原有钢材贸易等产业基础上，开始尝试进入房地产、航运、期货等行业，同时造就了一个懂经营、会管理的周宁企业家群体----一个原来以农民为主体形成，现已逐步发展为由农民、工人、公务员、知识分子相结合的新生的商业群体，一股在上海滩具有重要行业影响的商业势力。


　　探源鲤鱼溪

　　要了解周宁乡土文化，县城西去５公里的浦源鲤鱼溪是不能不去的。
　　我们前文所叙的郑慕蔡先生就是浦源村人。他倡植树造林，办山区商业，捐资办学，救济灾户，多才多德，乐善公益，望重梓里。
　　鲤鱼溪已有７００多年的历史。小桥流水的古村，老年妇女依然身着清代服饰；宗祠、古柏、文昌阁、林公宫，还有鲤鱼溪下游观音桥上供奉的土地公、送子观音、齐天大圣，构成宗族文化完整的的遗存。
　　悠悠鲤鱼溪，述说着一个宗族源远流长的故事。南宋嘉定二年，河南开封的朝奉大夫郑尚公因官场失意，举家迁至鲤鱼溪下游，率子孙开荒种田，并在溪中放养鲤鱼以去污澄清。为保护鲤鱼，先人制定村规民约，村民严加恪守，概不捕食。若有鱼死，则将其安葬于古柏树下鱼冢之中，焚香祭拜。下暴雨的时候，有些鲤鱼被冲到下游田间，村民们便会出动将它们送回溪中；鲤鱼本身也要千方百计，逆流而上游回“家里”。几百年来，浦源村民和溪中鲤鱼共命运，一起度过了兵灾匪患，瘟疫饥荒。文革中红卫兵“破四旧”，村人利用贫农的特殊身份保护了鲤鱼。人鱼相亲，鱼旺人兴。良好的自然环境和淳朴的爱鱼村风，使溪中鲤鱼得以安然繁衍生息。鲤鱼溪的故事已被编入北京市小学语文课本，成为生态文化、民族文化教育的好教材。
　　如果说神奇的鲤鱼溪宣扬的是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那么郑氏宗祠弘扬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
　　“问我祖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是喜欢寻根溯源的中国人都熟悉的一句民谣。位于鲤鱼溪左侧的郑氏宗祠也有一株千年柳杉，树高十丈，干粗六围，树腹中空却枝条茂盛，村民奉以为神，美名之“灵樯”。而整个祠堂的外观则形同古船，别具一格。祠堂于明洪武十八年（１３８５）建成，清代几经修建，祠中诸多匾额楹联，书法精湛，流金溢彩。正厅悬挂明代状元、礼部尚书翁正春题匾“国戚名裔”；清代嘉年间国史馆总纂魏敬中和民国时期海军上将、福建省长萨镇冰等人题有匾额。祠中还陈列着百余个工艺精巧的龙头祖牌。这些龙头牌珍品工艺精巧、历史悠久。红卫兵 “破四旧”的时候，神祖牌列在被破之列。人们想尽一切办法保护，有的藏在家中隔墙里，有的藏到山上洞穴中，使它们能得以保存至今。
　　祠堂是宗族文化的象征。中国传统宗族文化是讲求人和的文化。家庭是宗族的基础，“家和万事兴”。由家和扩展到邻里和、族群和，进而扩大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就是我们所要倡导的精神文明。我们传统政治文化也讲“政通人和”，政府执政为民，就是达致政治文明的一种亲和力。同样，在我们的传统商业文化中，也有“和气生财”的告诫，这应是今天我们创造物质文明的基本要求之一。
　　在中国农村，往往以家庭为单位，以血缘为纽带，聚族为村，人们比邻而居，和谐相处，由此形成注重乡谊，同乡扶助，亲邻相帮，团结一致的传统，也织成了一张庞大、牢固而且是可流动延伸的社会关系网络。我们现在倡导地球村意识，需要的就是这种人类比邻而居村落文化，和天下一家的关爱与亲情。
　　移民的家园意识相当浓厚，“家乡”深植在中国人的意识中。“乡谊情感”是个人只身跨入激烈竞争环境的前提，出于生存的本能，初来乍到的移民首先会利用周围的社会资源包括亲戚朋友、同乡组织等各种社会关系。以地缘为基础的移民群体，都善于汲取传统血缘地缘等有利因素助其创业。周宁的私营企业之所以能遍布全国各地，且都从事几种相同的行业，就是靠合群团结的团体拼搏精神取得的。数以万计的周宁人正是凭借这一精神，象成群结伙的鲤鱼纷纷走出山门，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纽带结为牢靠的业缘，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创业群体，并产生了滚动传带效应：一人富，带一家，一家富，带一族，一族富，带一村，千家万户奔小康，百姓走上富裕路。
　　在这个高山小平原，周宁三源之浦源郑氏、端源叶氏、萌源肖氏都是大姓，也出了不少大小老板。在上海的浦源籍企业家“饮水思源”，成功后的他们不忘家乡的建设，捐资助学，出资新建“鲤鱼溪公园”，修葺了郑氏宗祠等基础设施。源镇进登村全村只有200多户、1300多人，却有500多人在上海等地经商打工，共办有企业100多家，其中资产达百万元以上的企业有21家，去年春节时，该村就有30多部“宝马”、“奔驰”等名车开回山村，目前该村农民人均年收入在万元以上。
　　一个人或一群人从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阶级向另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阶级的变化被称为社会流动。周宁人在实现空间流动的商业移民过程中完成了向上的社会流动，就好比鲤鱼溪里的鱼群集体跳龙门――那群龙腾飞的跳跃，是多么精彩壮观！
（蔡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