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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自立邦之初，就形成一种比他邑更为浓厚的重教兴学风气，从而奠定了莆田文化特别繁荣发达的坚实基础。

宋代是莆田重教兴学蔚然成风的时期。自北宋咸平（998～1002）初，莆田就形成了相当完善的官办学校、民间书堂、家塾义庄“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使莆田成为当今全国并不多见的一个重要教育中心，从而营造出莆田文献名邦又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科举奇观。

据载，中国封建社会处隋朝至清朝末年整个科举时代，全国各地进士达千名以上的进士县，只有18个县，其中福建省占4个。而莆田一县的历代进士，竟多达1433人，因而雄踞福建省进士县的榜首，其次为晋江、闽县（今福州）和建安（今属南平市）。又据载，宋代所取进士中，每42人中，就有一个是莆仙人。不仅如此，单在宋代，莆仙人中状元、榜眼、探花以及中赋魁、别试第一名的人数，也是位居福建之首。其中中状元的有陈睦、方天若、蔡佃、李宗师、陈俊卿、黄艾等6人；中探花的有李昭远1人；以赋魁天下者有郑厚、刘夙、林旖、吴铸畴、郑从甫、叶大有等6人；为别试所第一名的有宋椿、林虑、林益严等3人，可谓占尽天下科举风流。

更为奇特的是，莆田行民不但创造了中国科举史的奇观，还留下许许多多至今还广为流传的科甲佳话。诸如“一家九刺史”（唐代林披的后裔，有九个官至刺史）、“一门五学士（唐黄璞进士，其四子也都同列馆职）、”一科两状元“（1076年文武状元分别为莆田人徐铎和仙游人薛奕所得）、”魁亚同榜”（1138年，莆田人黄公度、陈俊卿同时中状元和榜眼），故有“析榆未三里，魁亚占双标（黄公度、陈俊卿）”和“龙虎榜头孙嗣祖（指宋徐铎与其祖唐徐寅均为状元）、凤凰池上北联兄”之类美谈，如此等等。

正由于莆田有如此壮观的科举成就，加上学术昌明，著作如林，所以早在宋朝，莆田就以“文献名邦”（宋度宋赞语）、“闽越之地，邹鲁之邦”（宋真字敕字）、“兴化多进士”（宋王安石赞语）、“莆田人物之盛”（宋朱熹赞语）、“比屋业儒，号衣冠盛处”（宋游酢赞语）、“家习诗书，多出魁人韵士，为中州冠”（宋张友赞语），“莆田，文物之邦”（宋黄公度赞语）、“莆邦文学号邹鲁”（宋黄灏赞语）等美誉著称于世了。

莆田之所以有如此辉煌的科举和学术成就，除了具有代代相传的、浓厚的重教兴学风气外，还有一个特别值得称道的读书风气，这就是家贫子读书的勤奋苦读精神。南宋时莆田名儒方渐在分析家乡儒风特盛的原因时，曾形象地说：“闽人无资产，恃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而南宋名相陈俊卿在绍兴八年（1138）中榜眼时所说的“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则一语道出了莆田作为东南一小城却能成为名扬四海“文献名邦”的内在原因。因此这句名言，自然也就成了千百年来莆田人民代代相传的家训。

由此可见，重教兴学不仅是莆仙文化名垂天下的根源所在，而且是莆田“文献名邦”最具特色的传家宝。有了这个传家宝，莆田的“文献名邦”，必将迎来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可偶不会读书啊!!:$

偶也不会~~~:(

阿榕太谦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