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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摧如 - 2008-10-5 17:45:00

裹脚女人的福安支柱产业(初稿)

(2007-11-01 14:01:41)
    自1958年,在现在的阳头工业圆,闽东电机厂生产出第一台电机,从此,福安便迈进工业城的道路,历经发展,如今的福安已取得可观的成绩,作为国家电机城的福安,不仅仅在电机上取得成就,同时,船舶业也发展为地方的支柱产业之一。这是工业的发展,农业的发展也不逊色,福安现今是国家的产茶基地之一,水果、蔬菜等农作物年产量在省内有着轻重地位。

    大抵“会”之影响的余波尚未平息,所以在官方(银行)融资艰难的现状面前,民间的融资暂时走回高利贷。高利贷在全国各地皆有,但狂热者相信没有超过福安的。高利贷的复起,本身并不是什么资本投资的诱因,谁都明白高利贷的风险性并非一般人能承受得起。高利贷与任何融资一样,都是为了获取“利息”,表面上这种“利息”像头鳄鱼,实质都一样,由商业的“营业利润”决定的,只是高利贷的利息偏好于投机性的活动。比如,高利贷兴盛于福安“会”疯狂时的赌场,或资本高需求但官方融资艰难的经济过热现状。

    高利贷似乎有乘人之危的嫌疑,的确,高利贷的短期性就说明了这一特点。而在商业领域,高利贷的债务人是经济人,自然不会被高利贷所控制,因为商业利润值为负数时,经济人自然放弃临时的高利贷融资手段,宁可放弃单笔买卖。福安当前的高利贷市场主要是替代了“会”的主要融资对象,就是说福安的高利贷是商业性质的。这种高利贷到底是利大于弊呢?还是弊大于利呢?

    利息的存在根源于营业利润,否则,不是出于无偿帮助的目的,绝没有人会愿意借资于人。无偿的借资似乎不少,比如自然村,村民间的互相借资,甚至不打借条,完全凭个人的信用。如果一项借资是商业的目的,那么,利息就相继诞生了。而利息的多少就由债务人愿意支付的和债权人愿意接受的来决定。当社会普遍这种行为后,利息就由社会的平均利润来决定了。所以利率被国家利用,且作为调节经济的最重要杠杆之一。可见,高利贷不过是利息的特殊形式。只是这种利息有点极端,完全超出的社会平均利润。只要社会存在投机性投资,高利贷就有其市场。

    特殊的利息被列入高利贷的,依法一般从高不从低,也就说利息高出了国家法律允许的不被列入法规保护范围的都属于高利贷。既然超出法规上限的利息不被法律保护,那么只要债务人抵赖,债权人的利益就完全失去保障,所以这样的利息即高利贷就需要债权人——放贷者——自身的社会力量来保障,失去官方保护的利益自然由社会力量做为保障,而惟有暴力主义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所以高利贷必然选择黑社会为后盾。
 
    “会”与赌博都具有投机性,所以高利贷又被催生。续“会”倒后,赌博有所减缓,但高利贷反而更加普遍。这并不矛盾,说明福安的投资具有很大的投机性质,只有投机性的商业才能支付得起高利贷。投机也是商业的特殊形式,投机的风险性高,正如高利贷的风险性高一样,两者的共同点所在,但风险只是它们的表象而非实质,商业利润最终决定它们。

    高利贷的商业意义是投机性活动,而投机性行为的动力是因为有超额的高回报存在,如果某行业的投资主要来源于高利贷,那么,反过来看,从事此行业的人有短视行为,只注重短期暴利,不树立商业品牌,因为中国当前的市场发展已经比较完善,各大行业也已经比较成熟,及少有存在暴利的实业。如果高利贷现身于电机行业,并不说明电机存在暴利,因为短期个别的融资以高利贷方式,虽然单笔交易的商业利润为负数,但不损害商家的长期利益。而如果高利贷普遍出现于电机行业,那么有两种可能,其一为暴利行业,其二为投机性行业。显然,这两种可能都不符合事实。那怎么看电机行业出现的高利贷呢?

    高利贷偏好的行业要么暴利,要么投机性,两者至少具备其中之一,否则高利贷在此行业内无市场。电机既不是暴利行业更非投机性行业,却存在高利贷现象。这种现象有两种说法,其一、没有人比福安人自己更清楚了,福安的实业大多以个人的资金投入,在官方融资艰难的情况下,存在个别人、个别次数的融资以高利贷方式并不奇怪,因为只是暂时的行为,不损害长期的利益,事实也没有人以长期高利贷来投资电机实业。其二、倘若电机产商的融资普遍存在高利贷现象,由于行业本身不具备暴利与投机性,那么商人的行为偏向投机性也能达到支付高利贷(的利息)目的,这样的结果最终以损害区域产业为代价,当这种现象出现的时候,政府就必须给电机行业注入资金,提供社会平均利润决定的利息的信贷,否则此产业必然走向破败。综合以上两点推测,福安的电机产业一直难以再扩大,像个裹脚的女人,停留在那里缓慢地踱步,是没有塑造品牌,没有一个响当当的品牌,没有一个战略意义的驰名商标。受融资的限制,产业的升级换代停滞,当区域竞争未吞噬对手之前,福安的电机尚能维持现状,直至丧失市场而消失。

    由于受资金的限制,高利贷的短续融资不断蚕食掉电机应有的商业利润,电机产业自身无能力技术更新,更无能力塑造品牌。而高利贷者一般为消费性的信贷,即高利贷蚕食商业利润,本应用于产业技术更新的资金转移为高利贷的利息被债权人作为消费资金了。因此,高利贷无益于商业积累。但若没有高利贷提供的融资,现状的福安电机产业将难以运转下去,规模扩大者首先陷入债务危机。而高利贷仅是蚕食掉商业利润,但保证了商业运转,短暂性的繁荣过后,迎来的是因商业利润的流失最终导致产业的停滞。

    以上是针对产业、行业而言,之下将对商业个人来分析。高利贷由于蚕食商业利润的本领,必将使债务的商人陷进债务危机,一旦债务危机端倪,商人就投机性经营,投机性经营的结果使生意越做越小。而高利贷本身就偏好投机,商人的行为是经过反复博弈的结果,高利贷投资的生意难免带着投机的目的,在市场体制比较完善的当今,投机性的行为等于一锤子买卖,所以生意越做越小。

    投机买卖的商人极其重视讲求豪华气派,这样容易在短暂的时间里取信于对方。在商业领域,信用度的衡量是资本,对法人的信用判断惟有以法人的资本为根据,而非一个品德完美但一无所有甚至负债累累的个人。通俗说,就是有钱才有信用可言。如一个债务人,可以通过变换债主方式来达到信用,但当其债务超出能力所为,那么信用危机最终就在其最末的债权人那发生了。所以讲求气派并不是福安人的本性专利,而是福安的这种商业模式赋予的生存方式。

    金融在社会的控制作用越来越彰显,同理,能够取得银行信贷的商人最终将立足于商业,直至垄断其所从事的行业,只要经济环境正常,一般都不会发生信用危机,因为其利息及其费用远远小于商业利润,所以商人会不惜重金去贿赂银行职权人士。对资金需求的欲望使商人间的行贿也竞争激烈,本有限的信贷被争夺的结果是流向个别的商家,最终的利益瓜分是银行职权人士直接入股某些盈利企业,只是其入股方式为无账面登记的红利分配。银行职权人士与商人产生了盘根错结的利益关系。

    由于全资信贷的企业根本无法到期偿还债务,到银行结算时候,就通过高利贷的短暂融资来替银行分忧,等结算完毕再重新信贷手续,维持对信贷的长期依赖。如此的操作导致银行的系统腐败,而系统腐败只有腐败才能继续运转,否则,停止腐败就意味着放出去的款将难以收回的危险。这样,高利贷渗透区域所有的商业活动,高利贷使区域商业成本增加,也是区域的物价水平高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区域商业成本的增加,无法通过降低材料的价格来平衡,惟有降低职工的工资水平来维持原有的商业利润。可见,金融系统的腐败和高利贷的最终受害者还是广大的劳动者,只是这种受害是以转嫁方式实现的,表面上是商业老板的负担,实质还是劳动者的负担。
郑摧如 - 2008-10-5 17:46:00

福安的危机隐患(稿)


        福安的“会”灾后,民间公平的融资热潮明显减退。“会”还是存在,仅是半公开化,成员范围缩小,几乎限制于亲朋好友,其对社会的影响无法扩大;同时,也是良性的。对于一个商业超过邻近城镇的福安来说,没有相对领前的融资渠道、方式是无法维持繁荣的。信贷原本是特殊关系者的专利,现在似乎有点松绑。松绑,这有国家政策的倒向,也有腐败产生的效益。而国家政策只是给信贷对象多元化提供参考,真正起到效应的仍是腐败者善于应用对策。而福安之所以特殊就在于此,能够使国家明知的腐败继续行使着,强化它反而失效,对国家对福安都产生不利。当然,这最大的功劳不在于腐败者头上,因为腐败的目的都一样是为了私己获利。能够使福安的经济这样长期运转的是众多商人的信用原则,他们自发的信用原则,既为容易孳生腐败,又为腐败者提供了保护。或许,对于自由市场行为,这并不算是一种的腐败,但依照当前的法规只能这么定义,因为法规不能只针对一个区域来设置。
        纵然有腐败给融资提供了相对宽松的便利,但大部分投资者还是靠能力所及的民间融资。由于“会”的扩大化直至泡沫般的崩溃后,在短期内的不利影响已经使会员产生了惧怕。同时,受政府的限制,其能地下式的规模也无法满足福安商业对货币的需求。随着对市场经济的认识,银行储蓄对市民失去了吸引力,持币的市民纷纷寻求更高利率的借贷,这为福安的高利贷市场提供了货币保证。高利贷的历史是很古老的,但福安现在的高利贷催生于“会”,也是替代了“会”的产物,“会”倒,高利贷自然蓬勃发展。高利贷不受法律保护,且直接属违法行为,所以投资于高利贷的市民受到限制,但这不是主要因素。发放高利贷有极高的风险,没有准实施暴力的可能条件是无法规避风险的,所以高利贷偏爱有黑社会背景的相关者,也只有这样的相关者胆敢选择高利贷投资。放高利贷者受社会关系严重的限制,相反,高利贷者就不受什么限制,只要符合放高利贷发放的基本条件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信贷”,这条件当然比银行信贷宽松多了。
        既然高利贷有旺盛的市场需求,那么直言高利贷有百害无一利是偏激的。“商业起源于不同村社间的生产不平衡发展;信贷起源于同一村社不同生产者间的生产不平衡发展。”(《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曼德尔,上卷P208)可见,按现代来讲,信贷就是不同商业者对货币量的不同需求,因为不同商业者间的商业不平衡发展。例如,如果没有高利贷而又不能取得银行信贷,需求货币的商业者就不得不被放弃看好的投资机会。而他们之所以敢借取高利贷,那也必须经过了精细的预算后做出的选择。福安当前的高利贷就属于这种投资信贷范畴。若高利贷的用途是消费信贷,那就几乎是有百害无一利。就拿早期的金融来说:早期银行的业务,究其实不过是一种消费信贷,对象是并不富裕的封建主或平民发放典押信贷,使这些人成为大大小小的高利贷的牺牲品。“然而,在当时,主要的货币需求者不是私人而是国家(国王、公侯、市镇等),从而产生了公债和流通信贷及投资信贷的平行发展,而公债却占了上风。…… “公债的古典形式:以国家的收入,即形形色色的赋税作为抵押的形式。……公债具有的冒险性,一般以债主的破产而告终。” (同上,P215-216)
        另,福安最早产生的高利贷是投机信贷性质,当时是从臭名昭著的赌场催生出来的。至今仍有遗孽。这属于部分不理性的赌徒,而福安高利贷的保持绝对是投资信贷支撑的。即使是投资信贷支撑的高利贷也不能太过于乐观。高利贷是一种高成本的资本,它蚕食商业获取的高额利润,不利于商业再投资,从而最终起到制约经济的发展。至于因商业风险破产的高利贷者往往就是等死了,因为暴力讨债随时上门,从而也给社会负面的影响就是严重的治安威胁,这威胁最大的是以暴力讨债为主要生计的暴徒存在。
        据悉,福安信贷资本的流向是非属地化的。把本地获取的信贷随身随业带往全国各地,最后返回福安安身,这便是绝大多数的商业者。福安的房地产也因此有这部分人而一直看好,事实证明福安的楼盘没有什么杀车的兆头。投资信贷几经反折,回到福安的成为消费信贷,这又是福安的一大特点。至于,这些信贷是怎么获取的,也许还是个迷,其实揭开也不是很难。高利贷就简单不提了,银行信贷有国家政策护航,怎么会这么轻易被获取呢?这就是福安特殊的腐败在作祟了。有银行信贷渠道可能的人,他首先在当地注册个挂名的公司,勾结金融界的权力就很轻易做到这一切。只要信贷资本正常运转,那么大家都相安无事。即使这时候被发觉上级也无奈,因为撤换原经手人已不能保证原借贷的顺利收回。
    货币的风险与货币的数量成正比,但对资本贷款人来说并不是这样。市场经济,资本越雄厚意味着实力越大,实力大在市场上起主导作用,从而风险概率越低。靠自身的资本不仅有限而且单薄,玩上银行信贷虽受银行的监督但同时也得到银行的屁护,反复借贷就是常事。比如,众所周知的,以信贷买高级轿车再将轿车抵押再次获取信贷。这就是大家说的,他们虽然实际负债累累,但吃得好、住得好、开得好、玩得好。因为把信贷的窟窿玩大了,人身也就随着宝贵。银行怕他,债主怕他,怕他一死就什么都没了。高额的信贷也要高额的成本代价,而成本的组成就贿赂和腐败消费,相对的利息是微小的。奢侈的挥霍当然来自资本产生的利润,利润是构成劳动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部分,所以最终的承当者为广大的劳动者。所以工资的下降并不见怪,因为要维持这高成本的信贷能够运转,而利润率是随市场竞争不断下降的,只有发明创造才能获取高于社会平均的利润率,发明创造的巨额成本不是非垄断者才能维持的,且开发费用的付出的回报机会也渺茫,因此从利润的源头降低工资是最有效的。另一途径就是降低配套部件的成本,从而引起相关产业工人工资的下降。工人工资的下降必然影响消费,从而导致全社会工资的下滑,但公务员的除外。比如,电机利润率下降导致包装箱的价格下降,包装箱的价格下降导致木材的价格下降……每一产业利润的下降其工人的工资就受影响,同时相配套的服务行业也受到相连带的影响。
        自由竞争的结果是垄断,虽然福安未必有这样的商家存在,但靠信贷做大规模的也未必没有。只要这样的信贷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就是极危险性的,其信贷走向多元化,以银行信贷为主,其次高利贷,绝对安全的融资已经不起主导作用了。运转良性则相安无事,万一有一个高信贷者破产了,就也会如“会”案一样一发牵引,引起全部的信用危机。银行因有国家为后盾而撤换、处分相关人员,放高利贷者就会出动所有的暴徒去追债,从而,小信贷者也受牵连,直接面临商业倒闭、破产的危机。因为这次不再是以“会”那样的 “闲钱”为主,而是直接涉及到每个“玩家”的生计主业。
2007.3.25草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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