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联网论坛

陈肇雄简介：

陈肇雄是国际机器翻译科研领域的知名专家，曾经是我国最年轻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第一获奖人（时年33岁）。

陈肇雄连续三届当选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还连续三届受聘担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他当选国际机器翻译和语言信息处理会议主席（1999）、国际信息处理协会（IFIP）中国委员会主席，并受聘担任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多所重点大学教授。

此外，陈肇雄还获得了“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中国杰出青年科学家”、“全国十大优秀发明企业家”、“联合国发明创新之星”、“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专家”等众多荣誉称号。

机器翻译家 ——陈肇雄的故事

圣经《创世记》记录着一段关于人类语言的故事：据说，亚当的子孙本来说的都是同一种语言，他们不仅生活得有滋有味，而且还打算修造一座贝伯尔塔直通天堂。上帝看到这种情况深感忧虑，害怕人类将来会不服管束，于是下界来把语言搞乱，使人们彼此都听不懂对方的话语，无法交流，塔自然修不成了。



还在电脑降临人世之前，人类就萌生出一种极富魅力的梦想，希望有一天能制造出一种机器，请它在讲不同语言的人中间充当翻译。把这种翻译机揣在衣兜里就能走遍世界：到了英国，它讲英语，到了法国，它又会讲法语……，无论操何种语言的外国人与你谈话，只要拨一下开关，它都能在两种不同语言间充当“第三者”，准确地表情达意。一旦我们拥有它，又何愁“天下谁人不识君”？



“机器翻译”，本质上是对人类思维和语言活动的模拟，这是人工智能中最困难而又最有现实价值的课题。从20世纪20年代，各国科学家就在此领域辛勤耕耘，但面临的困难重重，让机器理解人类的语言谈何容易！80年代初，人类社会大步迈向信息时代，相互之间的交流急剧增长，社会需要带来巨大的推动力，人们把希望寄托于电脑，机器翻译被列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技难题的第一位。世界上各发达国家聚集各路高手，不惜投入亿万资金，试图率先突破机译的难关，抢占翻译机器的巨大市场。



早在198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计算机专家高庆狮教授，对他的博士生陈肇雄说：“给我搞出机器翻译来。”陈肇雄当然掂得出这话的分量，但他没有丝毫犹豫，准备按照导师的要求，向世界水平的机器翻译发起冲击。



20来岁的陈肇雄凭什么去冲击这个世界级的难题？



1961年出生在福建莆田木兰溪的陈肇雄，父亲是一位乡村中学老师，母亲干农活操持家务，艰难地哺育着七个孩子。陈肇雄排行老三，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在这种环境下，陈肇雄基本上无人管束，在玩耍中打发童年的光阴。



直到有一天 ，祖母知道了他糟糕的学习成绩，陈肇雄被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他从此开始发奋。渐渐地，他已不满足课堂的正规进度，而是超越教材刻苦自学。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理工大学。四年后，他又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上高庆狮教授的研究生，并提前9个月完成硕士研究生学业，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高教授是我国当时仅有的两位计算机专业的学部委员之一，高教授让陈肇雄搞机器翻译课题的时候，他正在钻研智能计算机逻辑程序语言。虽说放弃了前景十分乐观的项目，去啃机器翻译这块硬骨头，但陈肇雄却喜欢上了这个更有挑战性的工作。



向机器翻译挑战的确非常艰辛。他回忆说：“选择这个课题，我做了耗尽毕生精力可能一无所获的准备。作这一选择时我自己都觉得有点悲壮。”由于这个项目涉及到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和语言学等多个学科，在整整三年时间里，陈肇雄不得不广泛涉猎各种相关学科知识，学习国内外机译界多年积累的经验。凭着“初生之犊不怕虎”的勇气，陈肇雄在学习中继承，在继承中创新，独创性地提出一套“基于不完备知识的机译分析”理论，突破了复杂多义区分、上下文相关处理、多种知识交叉分析等等一系列关键难题，终于在理论上有了重大突破。陈肇雄的《智能型机器翻译理论体系》发表以后，国际上给予了高度评价，博士学业没有完成的陈肇雄也被中科院破格提为副研究员。



1988年， 陈肇雄的研究被列入国家863高科技研究计划。也就是在这年，他在第12届国际计算机语言学大会上宣读的有关论文，得到了国外专家高度的评价，大会主席称赞他“指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新方向”。然而，陈肇雄心中的目标决不仅仅只是一个“方向”，他要把它做成中国高性能的翻译机器。接下来又是一个奋战的三年。 陈肇雄和一批青年科学家，仅靠863计划拨给的44万元有限经费， 为理论框架设计语言规则，编制翻译软件。那堆积成3米多高的稿纸，不知道耗费了他们多少心血，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

年复一年的艰苦奋斗，这需要什么样的精神来支撑啊！陈肇雄那一届毕业的计算所硕士生共36人，先后有35人出国，只剩下最先得到国外邀请、并四次婉拒国外邀请的陈肇雄。在他遇到与科研无关的烦恼时，他曾随手给德国一所大学发了一封电传，表示希望去学习一段时间。四个小时后，对方就发来表示欢迎的电传，陈肇雄却轻轻地把它放在一边。他说：“出国不是就不爱国，但我留在国内，确实是有感情上的原因，能在国内为我们的计算机事业发展出力，我感觉更实在，更有意义。”



经过整整六年的卧薪尝胆， 陈肇雄的“智能型英汉翻译系统IMT/EC863”通过了国家鉴定，它在总体上超过了国内外同类系统，处于国内外领先地位。1992年，陈肇雄成了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研究员之一。两个月后，他把数万个词汇、数十万个对应词和数十万个翻译规则压缩到100K字节，完成了袖珍型电子翻译机的软件开发，能在几秒钟内实时翻译一个整句。香港的一家公司购买这一软件，不久，世界上第一台“揣在衣兜里”的袖珍型翻译电脑──快译通EC-863A， 被中国人率先造了出来。人类多年来的夙愿，终于迈出了“美梦成真”的一步。



1993年，快译通EC-863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陈肇雄也因此获得中国科学院第三届青年科学家奖一等奖，并在1994年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科学家。陈肇雄一时名传中外，许多国外科学机构、著名公司表示愿意用重金聘用他，一家加拿大公司答应给他100万美元的股份和1万美元的月薪，他面临着又一场考验。



众所周知，科研成果从理论到实践，再转化为商品才能进入市场，对科技人员来说，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陈肇雄偏偏放弃了诸多重金诚聘的公司，选择了自主开发、艰苦创业的道路。不过，他对自己是有信心的。还在南京读大学时，他就曾编了个软件程序，卖了几万元，在中科院读研究生时，又编了个软件卖了十几万元，攻读博士期间他第三次搞的某软件程序售价70多万美元。我国著名的科学家严济慈曾经说过：“一个科学家如果走出实验室，他的生命就会消失。”与严老相交多年的陈肇雄也知道这个道理。他为自己设计的是一条科研人员与企业家互相兼容的策略。



1997年6月，陈肇雄带领与他一起多年奋斗的中科院200多名员工，创建了华建电子有限公司，注册资金达100万，其中30%是以知识产权入股。陈肇雄出任公司总裁后，他没有离开实验室，一边搞科研课题，一边带博士生和硕士生。凭借国家44万元的项目经费，他们推出了“智能型英汉机器翻译系统IMT／EC863”，荣获国家科委颁发的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而他领导的公司也在短短的三年里，在电子辞典、掌上电脑、网上通、网络信息处理系统上获得长足的发展，不仅使我国的机器翻译技术日趋成熟，而且公司资产达到6个亿，连美国IBM公司也代理了他们的产品。



电脑业界之外的人大都不了解华建公司，所以有人说华建是“墙内开花墙外香”。陈肇雄在解释这种现象时说：“华建推出的机器翻译软件，在我国、和海外等地十分受欢迎。因为这些地区的企业和个人每天都有大量与国际企业打交道的业务。庞大的华建的机器翻译软件轻点鼠标，马上转换需要的中、英文版本。可是这种业务特色不久也会出现在国内的企业里，因为我国马上就要‘入世’。”事实的确如此，在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至少需要增加专业翻译人员100万。随着因特网的发展，人们对机器翻译软件需求量也会大增，华建的大名以及它的产品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



陈肇雄的心中，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在他四处奔走和策划下，华建和四通共同组成了中关村软件集团。陈肇雄认为，“中关村”应该是我国最好的品牌之一，他说：“我在国外软件企业时，看到这些企业都有中国人，这说明中国人一点不笨。所以我有一个想法，要搞一个大型软件集团，在软件行业争得一席之地。对于在中关村软件集团我任什么职务无所谓，只希望能够将近年新开发的技术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形成比机器翻译更大的产业。”



陈肇雄对中关村软件集团的未来充满信心，既然他能用最少的时间、最少的投入、开放出最高的质量、最好的产品“人机翻译系统”，成为我国软件的拳头产品，那么，继续前进，开发更多更好的软件又有什么不可能呢。随着因特网高速发展，计算机软件已经成长为具有辉煌发展前景的产业。尤其在应用软件领域，如网络深层次处理软件技术、智能人机接口技术、嵌入式应用软件技术等新的领域，都等待着人们去开发。占领这一巨大的市场，不仅是中关村软件集团的机遇，这也是陈肇雄准备迈过的人生下一个台阶。



就目前已有的成就来看，机器翻译离终极目标仍相差很远。例如，会翻译的机器还不能“听译”和“口述”，还不能准确地翻译不规范的口语，还不能做到本文开头所设想的那样：“只要拨一下开关，它都能在任何语言之间充当第三者”。换言之，它的智能还赶不上人类优秀翻译专家的功底。



机器翻译面对的是人类的语言，是人类思维绽开的最鲜艳最美丽的花朵。在语言的领域里耕耘，正可谓“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拥有中国科学院计算机语言信息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华建集团总裁，以及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等多重身份的陈肇雄，不会停下他的脚步。他曾语重心长地对更年轻的青年人说：“再远大的理想如果没有敬业精神支撑，就都是一种空想和幼稚。”

陈宜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原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鱼类学家、动物分类学家。1944年4月22日出生于福建仙游。196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分配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工作，先后任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1991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同时任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1995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曾当选为第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中共第十四、十五次全国代表。任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常委。2004年1月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曾任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中国委员会主席、现任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DIVERSITAS）科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中国委员会主席。《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动物学报》、《生态学报》、《水生生物学报》等学术刊物编委，中国动物学会理事长、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务。（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网站）

陈宜瑜：助推中国科技腾飞

作为国家资助基础研究的主渠道之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已经成为现代科学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石和主要推动力量。

　　3月17日，鼓舞人心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刚刚在全国“两会”上通过，《人民日报》科技版头条就刊登了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十一五'期间，我国将大幅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今后5年的投入总量将超过200亿元，比'十五'期间的105亿元多出近一倍。科技投入倾向基础研究，实施15个超亿元的重大研究计划……”。5年、200亿元、近一倍、15个超亿元……在这一系列数字的后面，包含着怎样的决策过程和丰富的内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年投入200多亿元”，将如何进行运作？基金委主任陈宜瑜院士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掌门人”？这一系列的问号让记者产生了采访的浓厚兴趣。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20周年前夕，记者迎着春日的晨曦，如约来到位于双清路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走进陈宜瑜主任的办公室，并排两个大书柜里摆满了各类科学著作和科技管理方面的书籍，办公桌上整齐地摆放着文件和资料，充满书卷气息。握手间，身材修长、精神矍铄的陈宜瑜笑声朗朗，睿智而干练，既有领军人物的气度，又不失资深学者的风范。采访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开始了。

　　廿年征程　成绩卓著

　　“20年来，自然科学基金艰苦创业，从小到大，改革创新，蓬勃发展，成绩卓著。”

　　话题是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创立开始的。陈宜瑜的介绍简洁而清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是在原中国科学院基金局的基础上，于1986年2月成立，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基金委最初挂靠在科技部，从2001年开始独立运作，由国务院直接管理。基金的来源主要是中央财政科学事业费预算拨款和一小部分社会捐助。基金面向全国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主要是资助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自然科学基金工作，江泽民、李鹏、朱?基、李岚清、温家宝等同志都曾听取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工作汇报，并就科学基金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陈宜瑜深情地说，这个基金最初是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等海内外科学家提出建议，邓小平同志拍板确定的。最近，李政道专门撰文，回顾了建立中国科学基金制的那段不平凡的历史。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然而，当时许多学科领域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工作需要恢复和建立，研究队伍青黄不接，研究经费相当匮乏，整体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继续拉大。这种局面引起许多有责任感的科学家的忧虑。1981年，89位学部委员致函中央领导，建议借鉴科学发达国家的成功实践，设立面向全国基础研究的自然科学基金，充分发挥科学家在配置基础研究资源方面的作用。此议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首肯。从1982年起，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基金开始实施。1985年7月16日邓小平同志接见李政道时，他向邓小平同志面陈建立自然科学基金制度的重要性，建议尽快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邓小平同志和其他在场的中央领导都明确表示，赞成成立这样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邓小平同志说，这是个新生事物，先干起来再说。此后不久，国务院便正式设立了管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机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李政道认为，20年来，自然科学基金坚持支持基础研究的方向不动摇，资助项目获得许多高水平的成果，在推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取得这样的成绩的确是令人钦佩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近期也撰写文章，畅谈参与科学基金工作的切身体会。他说，我亲历并目睹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建立以来20年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我既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建设的参与者、受益者，也是其发展壮大的见证人。20年来，自然科学基金艰苦创业，从小到大；改革创新，蓬勃发展；成绩卓著，声誉日隆。受到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拥护和支持，受到国家和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和国际科技界同行的高度赞扬。

　　谈到20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取得的可喜成绩，陈宜瑜如数家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以后，由于它起到的突出作用，社会反响非常好，国家批准的经费因此逐年递增，从最初的8000万元到2004年的22个亿，约占全国基础科研投入的20%；2005年达27亿元；2006年将达到34亿元。

　　陈宜瑜举例说，荣获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刘东生院士，是我国地球环境科学研究领域的专家，他的突出贡献之一是把黄土高原变成一个巨大的科学宝库，使中国的黄土学研究在国际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2002年他获得了有“环境诺贝尔奖”之称的国际环境科学的最高奖--泰勒环境成就奖。这是中国大陆学者在国际上获得的最高科学奖。他曾受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项计500余万元的资助。著名数学家吴文俊院士的研究工作涉及到数学的诸多领域。他为拓扑学做出了奠基性的工作，他的示性类和示嵌类研究被国际数学界称为“吴公式”、“吴示性类”、“吴示嵌类”，至今仍被国际同行广泛引用，影响深远，享誉世界。他也曾受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2001年至2005年期间，在基金的支持下，中国基础研究的整体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在一些学科领域，如人类基因组、纳米材料、全球变化、古生物等方面取得的不少成果，在国际同行中产生了重要影响。2005年，结合国家战略需求，基金紧急启动了“高致病性禽流感关键科学问题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到目前已取得了阶段性科研成果。

　　陈宜瑜还高兴地告诉记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社会乃至世界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2001年11月7，国家天文台将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自然科学基金星”，以此向全中国、全世界表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发展中国自然科学中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和成就。让这颗在宇宙中永恒的星星作证，预祝我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自然科学基金星”的照耀下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已经逐步走向国际化，现在年度投入国际合作资金1亿多元，与35个国家或地区建立了64个协议性交流关系，特别是与德国在北京共建的“中德科学中心”，已经成了科技交流的窗口。2005年中心直接资助科学家有千余人次，其中德国科学家有450余人次。2003年德国总统来华访问时，专门来中心访问考察。

陈宜瑜：助推中国科技腾飞

托起“杰青”　声誉日隆

　　“我非常感谢杰出青年基金，它改变了我人生的方向。”

　　20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工作，就不得不提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这一基金在推动我国基础研究和促进关键科技项目获得突破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资助基础学科和在凝聚国内队伍、吸引海外学人、造就学术带头人、培育创新团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4年，国家拨专款设立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这项基金面向全国，资助国内及即将回国工作的45周岁以下的优秀青年学者在国内进行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支持立足国内科技事业发展的青年学者并积极吸引海外学有所成的青年学者回国工作。

　　陈宜瑜为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自1994年至2005年的12年中，累计资助1491人，其中1432人具有博士学位，有89位女青年学者，35位少数民族学者，他们已经和正在成为我国基础研究创新的中坚力量；先后有48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从近几届中科院院士增选情况来看，50岁以下的内地新增院士全部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近年资助的118个“创新研究群体”中，有102个群体的学术带头人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资助者；近4年，共有15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作为第一获奖者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有相当一批获资助者在国家重大研究项目或重大计划中担任首席科学家或学术带头人，还有一些正在科技领导岗位发挥重要作用，为国家科学、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在科技界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培养出一大批从事纳米科学研究的年轻精英和研究队伍，他们将成为中国纳米研究未来5年的主要推动力。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实施以来，几乎每一位获得基金资助者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有的还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密切关注和高度评价。比如，2004年7月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十三届国际催化大会上，李灿成为获得国际催化奖的第一位中国人，也是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获此殊荣的第一人。李灿院士的科研工作多年来一直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1989年获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在其后的1992年、2000年及2001年三次获得科学基金面上项目，1996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1999年获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资助，2002年承担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中的重点项目；由他作为学术带头人的研究群体获得2003年度“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资助。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副校长席酉民在题为《科学基金伴我成长》的文章中一往情深地写到，1987年10月，我以论文《和谐理论与战略研究》获博士学位，成为中国大陆培养的第一位管理工程博士。次年，经过申请、答辩，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首批青年基金，随后，便与科学基金结下了不解之缘。主持和参加过科学基金几乎所有类型的项目，如面上项目、主任基金、优秀中青年专项基金、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重点项目、重大项目、优秀创新研究群体基金等等。可以说，是科学基金伴我成长到今天。

　　1989年，先后在法国、美国做了两年博士后的姚檀栋回国了。当初准备以高薪挽留他的美国专家汤姆森教授在他的游说下，最终与他一起来到了中国，作为合作伙伴一起进行青藏高原冰芯研究。在最需要扶持的时候，姚檀栋与其他48名青年学科带头人一起，成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首批资助对象。“这笔钱实在是太珍贵了，每一分都用在了刀刃上。”此后的10年间，借助这个平台，他先后主持国家“八五”、“九五”攀登计划课题、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规划、中科院重大课题等20多项科研项目，研究成果分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四等奖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等奖励及国家发明专利。如今已是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的姚檀栋说：“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成就了我一生的事业。”

　　“如果当初没有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的支持，我可能会选择不同的人生方向，也许不会继续从事科研工作”，提到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对自己的帮助，去年11月当选中科院院士的方精云感慨地说。方精云主持过“973”计划“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变化、可持续利用和区域生态安全”子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温带草地碳循环”和基金委主任基金“中国陆地碳汇的分布及相关过程的研究”等重要项目的研究；还主持了北京大学生态定位研究站的建设。他先后进行的20多个重要科研项目，大多是由基金委直接或参与支持的。方精云说：“我非常感谢杰出青年基金，它改变了我人生的方向，并为我以后的科研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2005年新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分别为14人和4人，18位新院士中的15人是在1994年至1998年期间获得杰出青年基金资助的，其中有8人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的学术带头人。目前为止，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者中共有中科院院士37人、工程院院士11人。
不仅如此，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还面向全球引进优秀外籍华裔科学家，支持这些青年学者立足国内从事基础研究。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去年启动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外籍）资助工作，首批资助10人。用好海外人才资源，促进合作研究，海外和香港澳门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资助80人。2005年，科学院昆明动物所一位英籍美国科学家也得到了基金的支持。

陈宜瑜：助推中国科技腾飞

尊重规律　科学管理

　　“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科学基金的声誉”

　　如今，许多科技工作者不仅把获得自然科学基金作为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主要资助渠道，也视其为一种崇高的荣誉，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将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作为评定职称的一个重要参考依据。那么自然科学基金如此良好的口碑从何而来呢？

　　陈宜瑜自豪地说，这来自于自然科学基金严格的评审机制。20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认真研究世界科技发展态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科技创新规律，认真对待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规律，从而努力认识规律，把握规律，尊重规律，依规律办事。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整套符合规律的、系统的资助原则、组织架构、评审和管理制度及监督评议制度，实现了基金的科学管理。

　　陈宜瑜具体介绍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采取的是自下而上的评审模式，先由科研人员自主申报，再进行评审立项。评审一般按照初审、同行专家评议、专家评审组或专业委员会评审、委务会通过的程序进行。在时间的划分上，每年底发出新一年度的基础科学研究项目指南，至第二年的3月31日为受理项目申请截止期，5月到6月由专家进行通信评议，6月开始召开专家评审组会议进行评审，9月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务会最后审定，10月底拨出第一次资助金。

　　自然科学基金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毫无保留地依靠专家。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规定》中，把“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定为基金项目的评审原则，而其中又把“依靠专家”放在第一位。所有的评审完全依靠专家，是否立项、该拨多少数额的经费，都由专家决定。委务会（领导办公会）的最后审定，也主要是形式上的审批。而参加评审的专家都由基金委各科学部来挑选。仅去年，参加评审的专家就有2万多人，20多万人次。专家评审组的评审专家每两年更换一次。

　　近两年，基金委还引进了一些海外专家，他们与国内部门较少利益冲突，发言更为直率。“在基金评审过程中引进海外评委可以提高我们的评审和科学发展水平，因为申请和评审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陈宜瑜对聘用海外评委给予了很高评价。

　　为保证项目评审的公正性，基金委严格设立了5条回避规定：一是基金委专职和兼聘人员不得申请或参加申请项目；二是参加评审的专家和工作人员回避直系亲属及可能影响公正性的申请项目的评审；三是自然科学基金委兼聘人员、同行评议专家和专家评审组成员回避本人所在单位和本人参加的申请项目的评议和评审；四是专家评审组成员和自然科学基金委兼职专家当年是申请项目负责人时，不得出席与该项目有关的评审会议；五是申请者可提出不超过三位不宜评议其申请项目的同行评议专家并说明理由，供遴选同行评议专家时参考。与申请人同一单位的专家不纳入评审专家之列，如有师生关系，也尽力回避。

　　评审结束后，自然科学基金是如何管理和监督的？陈宜瑜介绍说：立项之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与项目负责人签订项目合同，按年度进行拨款，经费直接拨至项目负责人依托单位，其单位负有管理与监督的责任，项目经费的5%划作该单位的管理费。

　　每个项目的完成时间大都在3年以上，在跟踪考察中，要求每个项目每年都要向基金委递交一份年度报告，报告其项目进展及经费管理情况。重大项目每年至少召集一次学术交流和工作协调会议。年度报告出现问题的，将得不到延续资助拨款。

　　项目完成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组织就其完成情况进行同行专家评议，分为三四个等级，评价情况将与下一次申请挂钩，评为优秀的，在以后的申请中能够得到优先资助。最后的评议一是看培养人才情况，二是看其工作质量与工作态度。

　　“完成情况的评审并不完全以成败论英雄，基础科学的科学效益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预见的；如果工作态度认真，也培养了很好的人才，最后仍失败了，自然科学基金是宽容这种失败的。基金委的宗旨是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为科学家创造一个宽松的科研环境。”　讲到这些时，陈宜瑜的语调非常坚定。

　　陈宜瑜说，早在1993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的温家宝同志组织开展了关于科学基金制的专项调研。形成的调研报告指出，“一个完善科学基金制应包括'咨询、决策、执行、监督'四大系统”，强调应尽快设立监督机构，关注科学道德建设的有关问题。为此，自然科学基金委于1998年设立了监督委员会，负责受理不端行为的投诉和举报工作。监督委员会现有19名委员，大都是科学家和管理专家，其中有的是自然科学基金委工作人员，但更多的是聘请基金委以外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另外，监督委员会开始试行派驻监督小组参加评审会，2004年组成了三个监督小组参加评审会，实地了解科学基金评审情况。去年4月，监督委员会又出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对科学基金资助工作中不端行为的处理办法（试行）》，使监督工作更加完善，有章可循。　
为了维护科学道德和科学基金制的声誉，去年8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就通报批评了19名科研人员，其中3名情节严重者被点名公开通报批评，并撤销其已获资助的项目，收回所有已拨经费，取消其项目申请资格2到4年。

　　陈宜瑜经常对工作人员强调一句话：“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科学基金的声誉”。他同时强调，自然科学基金制的良好声誉，不仅要靠基金委的工作人员，更需要我国数万名基金申请者、项目承担者和数万名基金评议、评审专家，以及包括各项目依托单位的科研管理人员在内的科学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共同来维护。

陈宜瑜：助推中国科技腾飞

激励创新，引领未来

　　“提高我国科技持续创新的能力，使我国占据国际科技经济竞争的制高点。”

　　作为我国生物学界的知名学者，陈宜瑜院士有着长期的基础研究经历，在他的研究生涯中，也曾经得到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并长期从事科学基金评审工作。对于基础研究的地位和作用，他的见解自然独到。

　　他从哥白尼、爱因斯坦的贵族式研究，讲到蒸汽机、爱迪生，二战后的基本粒子研究。认为基础研究以认识自然现象，探索自然规律，获取新知识、新原理、新方法等为基本使命，是高新技术的重要源头，是国家创新体系知识平台建设的核心内容和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因素。近年来，世界各主要国家为了保持其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优势，赢得新的科学革命可能带来的发展先机，抢占未来科技和知识经济的制高点，纷纷采取对策，对基础研究优先部署、超前投入。面对这种形势，需要树立全局观念，增强参与全球科技竞争的意识，全面理解与贯彻国家科技工作的战略部署，坚定不移地支持基础研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成果和人才储备。

　　陈宜瑜谈到，基础研究所研究的科学问题包括科学自身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两个来源”，其发展受“双力驱动”，既有来自科学系统自身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内部需求动力，也有来自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动力。要真正解决科学问题，必须依靠科学家自由探索，否则就没有创新。“我们必须创造鼓励自由探索的环境。”　

　　陈宜瑜说：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要牢牢把握这个战略机遇期，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弘扬科学基金工作的优良传统，按照“尊重科学，发扬民主，提倡竞争，促进合作，激励创新，引领未来”的新时期工作方针，不断完善和发展科学基金制，努力提高科学基金管理工作水平。
那么，提高科学基金管理水平的着力点在哪里呢？陈宜瑜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尊重科学是科学基金工作的根本立足点。尊重科学就是要尊重科学规律，尊重科学家的首创精神；崇尚科学精神，弘扬科学道德。我们要努力构建鼓励创新、支持创新、保护创新的宽松和谐环境，使科学基金资助工作做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保护科学家“细听蝉翼寂，遥感雁来声”的科学敏感，引导科学家发扬“板凳须坐十年冷”、“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勇攀科学高峰。
发扬民主是履行管理职能的基本保证。温家宝同志曾经指出，“科学基金制是科技体制改革的产物，是科学民主管理方法在自然科学研究管理上的成功应用”，“密切基金会与广大科研人员、科研单位和大学的联系，这一点是根本的”。

　　提倡竞争是科学基金择优支持的重要保证。评审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择优的过程；要鼓励科学家勇争世界第一，支持科学家广泛参与科学前沿的国际竞争，在世界上占有更多更重要的“一席之地”；提倡竞争，就是要完善平等竞争的机制，提倡规范、有序的竞争。

　　促进合作是现代科技发展的必然要求。在科学发展中，惟有形成竞争中的合作与合作中的竞争，才能永葆创新的生机与活力。学科交叉是孕育创新的重要途径；要拓展合作视野；要促进高等学校、研究机构和企业的合作，引导和促进他们在基础研究领域结成战略联盟，提升我国技术自主创新能力。

　　激励创新是科学基金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我们科学基金工作要始终坚定不移地把激励原始创新作为根本出发点，实施科技源头创新战略，不断完善有利于创新的工作机制，营造创新土壤，建设创新文化，最大限度地激发科学家的创造潜能，保护创新火花，扶植创新种苗，着力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引领未来是基础研究的使命。要树立投资未来的理念，对基础研究优先部署、超前投入。要通过支持源头创新，发挥基础研究的先导作用，为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充足的人才和知识储备。要发挥科学基金制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先进制度的示范作用，引领基础研究资助与管理模式的制度创新与实践。

　　话到此处，陈宜瑜概括道：面对新世纪的挑战，自然科学基金委要坚持把推动和发展科技源头创新、提高我国科技持续创新能力作为主题；坚持把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发现和培养优秀科技人才作为主线；坚持把体制创新和管理创新作为动力；坚持把为广大科学家服务、尊重和弘扬他们的创新精神、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为推动我国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繁荣和发展，提高我国科技持续创新的能力，使我国占据国际科技经济竞争的制高点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幅“十一五”期间的科学基金工作蓝图已在陈宜瑜的胸中绘就：今后5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将充分发挥重点项目、重大项目和重大研究计划的导向和带动作用，以关键科学问题带动不同学科和领域的实质性交叉，组织实施跨学科、跨领域协作研究，力争在若干重点领域和重要方向实现突破。安排重点项目1800项左右，平均资助强度达到200万元以上；重大项目资助规模控制在30项左右，平均资助强度达到1000万元以上；安排实施15个重大研究计划，每个预算额度为1亿至2亿元。同时，将安排专项资金，资助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外籍）100人、海外及港澳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约400人。陈宜瑜满怀激情地说，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我们任重而道远

陈宜瑜：助推中国科技腾飞

少年奇才　专家本色

　　“我人生最深的体会是做每件事都要非常投入，在哪个位置都要非常投入地做好。”

　　陈宜瑜1944年出生于福建仙游县鲤城镇十字街竹椅巷。仙游隶属莆田市，文化源远流长，积淀丰厚，素有“文献名邦”之誉和“家贫子读书”的学风，曾出现“仙游科甲冠八闽”的盛况。新中国成立后，仙游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是福建省“高考状元县”。1980年以来，每年为大中专院校输送人才2000人以上。现有仙游籍高级技术人员900多名，有成就的仙游籍教授、学者、专家达500多人，获得博士、硕士学位的有100多名。陈宜瑜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陈宜瑜自幼聪颖，家学渊博，4岁在家启蒙，7岁直接进入小学四年级读书，9岁小学毕业，被当地人称为“神童”。他15岁考入厦门大学，一时传为佳话。大学毕业后，陈宜瑜进入武汉的科学院湖北水生生物研究所，致力于淡水鱼类分类和系统进化研究，在鱼类分类上有重大贡献。国外教科书说，鱼类只能在海拔4000米以下的地方生活，而陈宜瑜以确凿的事实证明，在海拔5200米的江湖里仍可见小眼高原鳅。陈宜瑜对鲤科和平鳍鳅科鱼类进行了系统分类，发现了5个新属、29个新种，并提出了鲤亚目科等的新分类系统，被国内外同行所引用。

　　他多次深入青藏高原腹地，对青藏高原鱼类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科学考察，提出了裂腹鱼的演化以及这种演化与青藏高原地史的发育关系新学说，，大大超越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他研究了泸沽湖和程湖的鱼类区系形成历史，提出了可用以解释云贵高原特定湖泊区系起源的同域成种进化模式，及边域快速成种的实例，在实践中丰富了进化理论。

　　陈宜瑜曾在青藏高原工作10年，谈起那段艰苦经历，他至今记忆犹新。1973年至1975年，作为水生生物学家的陈宜瑜连续3年参加科学考察。1976年，他又参加了青藏队藏北分队的科学考察。要去的地方羌塘是青藏高原主体和核心部分，海拔在4500米以上。科考队进入那曲羌塘无人区后，汽车经常陷下去，每天只能走30公里。再往里走汽车开不动了，只好用牦牛驮给养和设备。再后来草料没有了，牦牛连累带饿也死了。盛夏时节的6、7月份，这里却下起了大雪，半夜里连帐篷都压塌了。到达昆仑山时，28人的科考队只剩了15人。当时条件极其艰苦，通讯设备落后，如果遇险很难救援。但大家团结一心，互相帮助，终于战胜了重重困难，完成了任务。陈宜瑜感慨地说，那是一次多学科的考察，一大批科学家整天在一起讨论交流，形成了相互交融、相互启发、相互促进的“大学术思想”，让我对地球科学、生物科学有了新的感受，可以用生命现象解释地球进化历史，对后来的学术研究起到很大的作用。他在青藏高原考察后发表的论文，对世界鱼类研究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

　　陈宜瑜还开创了珍稀濒危动物白暨豚的研究。推动并组织了我国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开展，呼吁开展我国淡水渔业结构性调整的研究工作，运用生态学原理，进行了渔业-环境优化对策分析，在湖北洪湖连续十年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科学示范研究，减缓了沼泽化进程，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他还积极参与中国生态网络研究的组织工作，是淡水和海洋水域生态系统联网研究的主要学术带头人。曾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主编和参加编写专著11部，《鲤形目鱼类系统发育的研究》等9项成果曾获得国家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

　　陈宜瑜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投身科技领域的管理工作，至今已有20余年。如今他仍还带有博士生，抽空还到实验室搞实验。他本来有很多业余爱好，比如打羽毛球、篮球、桥牌、游泳等等，近些年来都不得不为繁忙的管理工作和研究“让路”。他说：“我的电话是公开的，大家有事可以随时找到我，我也能随时了解一下各种情况。”此时，记者感到，他炽热的话语里充满了真诚和自信。

　　陈宜瑜的人生感悟

　　搞科研最深的感受：要不断思索，按自己的思想不停地有新的想法，有新的创建。

　　人生最深的体会：要全身心地投入，做每件事都要非常投入，不论在哪个位置都非常投入地做好。

　　现在面临最大的挑战：作为基金委的主要领导，一是如何满足科学界对资金的不断增长的需求；二是如何做到公正，寻找准确的支撑点，把钱用到最需要的地方；三是把钱管好，让国家的钱安全运作。

陈兰通

籍 贯 福建莆田 出生年月 1938年1月
现任职务 现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执行副会长兼理事长
中国侨联顾问
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副主席



主要经历
1962年 
清华大学毕业

1962～1982年
历任技术员、工程师、科长、厂长等职，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连续8年评为先进工作者。 

1982年
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企业管理局副局长。

1985年
任国家经委委员兼企业管理局局长。

1987年 
被选为中共十三大代表，同时担任全国企业管理优秀奖评委会主任，全国优秀企业家评委会副主任、中国企业管理培训中心兼职教授。

1988年 
在国家经委评为高级工程师。

1988年
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任国家体改委委员兼企业改革司司长、国务院企业管理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大连理工大学、中国轻工管理干部学院、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兼职教授、客座教授。

1989～1999年
任中国侨联副主席、党组成员兼机关党委书记，兼任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顾问。
1992年 被选为中共十四大代表。
1999年至今 任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执行副会长兼理事长、中国侨联顾问、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副主席。

承担社会责任是时代对企业的要求

——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企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兼理事长 陈兰通


　　“企业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承担社会责任是时代对企业提出的具体要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所有企业都要对社会责任尽最大的努力。”圣诞前夕，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以下简称中国企联）执行副会长兼理事长陈兰通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推行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世界潮流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趋势下，世界市场日益形成相互依存、彼此互补的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市场需求链。企业社会责任不再是一个企业的单独行为，而是全球供应链包括制造商、供应商、采购商和品牌商共同的责任；企业社会责任也不再是一个国家的单独行为，而是一种世界潮流和趋势。”谈起企业公民的理念，陈兰通委员就有说不完的话题。

　　据了解，随着全球化的南北差距扩大、贫富悬殊、失业增多、自然资源破坏和生态环境恶化等严重社会问题，今年6月，联合国已把推进“全球契约”列入总部的一项工作内容，并成立了“全球契约”理事会。“全球契约”全面涵盖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内容。包括支持人权、执行劳工标准和注重环境保护等三个方面、十项基本原则。

　　陈兰通告诉记者，随着一些大型跨国企业在国家和国际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要求这些企业在创造经济效益、获得利润的同时，也要主动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逐步成为一股国际潮流，被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公司所推崇，许多企业、尤其跨国公司甚至把承担社会责任作为公司形象和社会信誉的重要标志。

　　中国企业面临的新课题

　　“如何看待社会责任问题，我国企业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说这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设置的新的贸易壁垒，有的说企业社会责任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符合以人为本的理念。究竟如何看待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要有科学的分析和正确认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一个企业如果只以盈利为目的，只顾自己发财，不顾其它，这样的企业在人们的心目中肯定不是一家好企业，也不是合格的‘企业公民’。”陈兰通告诉记者，了解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发展趋势并采取有效措施，已成为中国企业面临的新课题。

　　“社会责任也是一把‘双刃剑’，当前国际上出现的三个趋势，要引起我们格外关注：一是惊叹中国产品竞争力，质疑中国出口产品低价格的背后，是否进行社会倾销，是否重视劳工权利和环境保护，有没有对社会承担应有的责任；二是发达国家的消费者的意识不断进步，不仅仅只关注价格，也关注环境问题、社会问题，购买负责任企业的产品，促使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制定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守则……”陈兰通提醒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必须提高社会责任认识，不能在这一新的社会思潮中落伍，不能失去融入全球化的资格。

　　“中国企业素有‘为商之道首先在于为人’、重义轻利的优良传统。现在，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1%，石油储量只占世界的1.8%，铁矿石不足世界的9%，中国的GDP只占世界的1/30左右。这就需要企业界关注资源的保护，关注环境的保护，关注劳工权益的保护，关注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说到这里，陈兰通一脸的严肃。

承担社会责任是时代对企业的要求

推行企业公民的带头人

　　“在国内，中国企联是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中企业组织（雇主）一方的代表。在国际上，中国企联是中国企业组织的代表、中国雇主组织的代表。”谈到中国企联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中的作用，陈兰通侃侃而谈：“中国企联在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一直致力于推动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为推动企业注重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企联与世界可持续工商理事会合作，成立了中国可持续发展工商委员会；在陈锦华会长积极倡导下，中国企联成为全球第一个参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发起的“全球契约”的国家级雇主组织，还专门成立了“中国企联全球契约推进办公室”；由于中国企联积极推进“全球契约”，开展一系列有成效的活动，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特地致函陈锦华会长表示感谢，并予以表彰。

　　“目前，中国企业在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已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如中国石化公司通过优化生产工艺和实施清洁生产，不仅向社会提供绿色产品，而且提高了资源利用率，促进了经济和效益、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青岛港务局注重以人为本，通过企业发展，拓宽就业渠道，妥善安置企业大量的富余人员和老弱病残职工……”谈起近年来表彰的全国管理现代化优秀企业，陈兰通如数家珍。

　　“办企业如同做人，求成绩、争第一固然重要，但树立企业品格与良好形象，也是成功的重要因素，它可以产生无形和有形的经济效益。我希望通过媒体和各种力量让企业家们都要做到‘四不’，即不给社会添灾难；不给消费者添麻烦；不要忘记职工合法权益；不要忘记社会公益。”采访结束时，陈兰通委员着重表达了自己的“企业公民观”。

陈兰通：信息化发展是世界的大势所趋

作者：出处：中国电子报[ 2007-03-15 22:08 ]摘要：在国际上，信息化水平是一个国家的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在我国的“十一五”规划中，也提出了大力推进信息化的发展思路。陈兰通作为专家委员会成员参与了信息化规划的论证工作。
--------------------------------------------------------------------------------
　　陈兰通委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信息产业发展和信息化建设，他说信息化发展是世界的大势所趋。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提高经济社会的信息化水平是国家的大政方针。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加快了工业化的步伐，是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在国际上，信息化水平是一个国家的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在我国的“十一五”规划中，也提出了大力推进信息化的发展思路。陈兰通作为专家委员会成员参与了信息化规划的论证工作。

　　陈兰通特别强调，要重视企业的信息化建设，企业是经济社会基本的经济实体单元。他认为企业信息化至关重要。他说企业信息化关系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包括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能力。我们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就要推进企业信息化，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的生产工艺和流程。企业信息化是进行信息化的落脚点，企业要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同时企业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有一系列要注意的问题，推进企业信息化建设是企业的经营之道。企业的风险来自于信息，企业要根据信息的汇集和分析做出决策，因此信息化是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企业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提高信息化水平。

　　陈兰通说，企业信息化建设要注意很多问题，特别是人才的培养。企业信息化需要复合型人才，另外还要在信息化过程中注意信息安全。

　　信息产业和企业如何加强自主创新能力?他认为，一是要在起点上，采用先进技术。通过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和自主创新相结合的方式，采用生产所需的技术。要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他说，北京的交通这么拥堵，如果信息化做好了，这个问题就会有所缓解。

　　另外，信息产业要围绕社会经济部门实际所需开发适用的信息技术和产品。社会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只有符合实际所需的产品和技术才更有生命力，发展更快。信息产业的技术和产品贴近市场，根据市场需求进行开发，就能找到更多机遇。

　　现在，有些中小企业对企业信息化认识不足。他说企业生产工艺的改造，传统技术的改造升级都离不开信息化工作。一些生产经营管理比较好的企业，比如宝钢，在对生产工艺的控制方面，都大量采用信息技术，用以传送信息，做出决策判断。

　　企业信息化实施过程中，人的因素最为关键。信息产业和企业的持久发展，需要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人才。企业家是宝贵的社会资源，国民经济的发展很关键的是有一批企业家的健康成长，有一批优秀的企业家。同时，要靠自主创新。靠技术、管理和制度的创新，使产业不断做大做强做久。企业家成长的关键是企业家素质的提高。优秀的企业家应该具有经营能力和管理能力，懂得用人之道，有为人之道，有企业家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但企业家的培养不易，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他说，好的企业家应该“四不”：不给社会添灾难，不给用户添麻烦，不要忘记职工的合法权利，不要忘记社会公益事业。

林文肯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纪检组组长
　　林文肯，男，汉，1945年11月出生，福建莆田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硕士研究生。曾任司法部研究室副主任、办公厅副主任（正厅级，主持工作），中央办公厅法规室主任，中央纪委副秘书长兼研究室主任，中央纪委委员，中纪委驻中国社会科学院纪检组组长。

林文肯：和平统一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

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副会长林文肯在此间表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澳两国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祖(籍)国人民的心与广大华侨华人是连在一起的。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就是中国的和平统一，和平统一的旗帜是光辉的旗帜，伟大的旗帜，必定胜利的旗帜。全球华人高举这面旗帜，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以林文肯为团长的中国海外交流协会杂技艺术团十一日抵达悉尼，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十二日晚在悉尼华埠举行欢迎会，林文肯在会上致辞时作上述表示。

　　林文肯赞扬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心系祖(籍)国，关心中国和平统一事业，关心中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他还希望澳大利亚的华侨华人多到中国走一走，看一看，在游历中国大好河山的同时，了解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

　　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邱维廉表示，杂技团的到来，正值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成立五周年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为此，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将组织此间几个合唱团进行抗日歌曲的演唱。之所以进行这些演唱，不是为了鼓励对日本仇视，而是希望日本政府能承认及反省其历史，走向未来。只有牢记历史，尊重历史，才能与世界大家庭融为一体。

　　出席欢迎会的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总领事邱绍芳代表悉尼地区的华侨华人向杂技团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预祝演出圆满成功。

　　出席欢迎会的还有中国海外交流协会文教部部长刘辉、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部分领事、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部分领导成员、知名侨领、一些中文学校负责人及杂技团全体团员等。

林元培（1936.2.8 -） 桥梁专家。出生于上海市，福建省莆田县人。1954年毕业于上海土木工程学校。曾任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市政学会副主任。现任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资深总工程师。
理论方面主要成就和贡献：(1)Bending Theory of Skewanisotropic Plates.(I.A.B.S.E.Proceedings P-32/80) (2)装配式横向铰接板横向分布系数（土木工程学报。1964，一期、二期） （3）卡尔曼滤波法在斜张桥的应用（土木工程学报。1983.16卷3期） （4）南浦大桥与杨浦大桥（土木工程学报Vol126.No.6） （5）斜拉桥（人民交通出版社2004年再版）
主持工程设计主要成就和贡献：（1）嘉陵江石门大桥（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2）上海南浦大桥（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3）上海杨浦大桥（跨度602m） （4）上海徐浦大桥（8车道，跨度590m） （5）上海卢浦大桥（全焊钢结构拱桥，获美国国际桥梁协会颁发的Eugene C.Figg Jr奖） （6）重庆李家沱长江大桥（跨度为444m） (7)东海大桥（海上大桥长32Km）.　
200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林元培获2006“《走近他们》年度十大人物”奖杯

7月24日晚，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与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在广电大厦联合举行“光荣与力量———2006《走近他们》年度十大人物颁奖典礼”，从50位先进典型人物中脱颖而出的周小燕、吴孟超、林元培、于井子、袁月全、安君英、殷仁俊、徐卫国、武平、归墨登上领奖台，从他们的学生、病人、服务对象等手中接过“《走近他们》年度十大人物”奖杯。
    从去年7月6日起，解放日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频率（smg广播新闻中心）和东方卫视联合推出了宣扬上海各行各业先进典型的同名人物专栏———《走近他们》。截至今年7月5日，已先后将50位在各自领域闪烁着光辉的人物，介绍给读者与观众。在《走近他们》栏目创办一周年之际，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与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联合举办了“光荣与力量———2006《走近他们》年度十大人物评选活动”，通过专家评审和市民投票的方式，从中评选出10位年度人物。
　　评选活动受到广大市民的热烈响应和相关专家的大力支持。先后有15.37万多人次参与投票。同时，上海20多位专家组成专家评审团同期进行评选。

《建造师》林元培

自1988年12月15日开工的上海南浦大桥，到2005年5月25日伞线贯通的东海大桥，林元培在17年的时间里设计了造价2()O多亿元的桥，几乎每座桥都开创了我国桥梁建造吏上的奇迹。林元培祖籍福建莆田，1936年出生于上海，五十年代中期^人上海土木工程学校毕业之后就进入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从事桥梁设计研究工作，1984年升任该研究院第二任总工。作为桥梁工程师的天然欲望，林元培和他的前辈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从美国留学回来，后任上海市政研究院第一任桥梁总工的刘作霖一直想在黄浦江上建桥。然而那时浦东还是农村，市政府并没有在此建桥的规划，但这并没有妨碍林元培等桥梁工程师早期对在黄浦江上建桥的研究兴趣。1955年瑞典建成了主跨183米的世界上第一座现代化斜拉桥斯特罗姆宋特桥之后，斜拉桥以其良好的结构稳定陛和造型美观、防洪通航陀能好等优点得以迅速发展。相比技术成熟的悬索桥，斜拉桥也一直代表着世界上先进的建桥技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林元培就曾设想，如果未来要在黄浦江上建桥，当然要采用斜拉桥的模式。不过那时中国在这个领域还是空白，国外的技术也都对外封锁，林元培们只能从国外的杂志上找到几张斜拉桥的黑白照片，至于其中的受力原理和设计技巧，他们只能在一点一滴的试验过程中慢慢摸索。厚积薄发林元培17年内在我国斜拉桥历l殳上屡创奇迹，其实得益于之前数十年的厚积薄发。从1970年代起，林元培所在的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就开始试验做斜拉桥。1977年，跨径200米的斜拉侨上海泖江大桥首次获得成功，成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大跨径斜拉桥，在我国桥梁史上有重大历史意义。1984年，上海新客站开建时，总规划图中需要在恒丰北路修建一座跨铁路桥梁，作为该工程的设计师，林元培将斜拉桥技术应用其中，建成了15l米的单塔单索面斜拉桥。这座立交桥在桥梁史上本无独特之出，但林元培在该工程中所采用的防沉降技术却是他之后设计南浦大桥时的一个关键。该桥桥下铁路净空为6.2米，而上海天然的冲积平原导致地质结构松散，极易产生桥面因受大负荷而沉降，进而影响桥下火车的通行。为解决这一难题，林元培经研究后决定，将钢柱打入地下70米的地下持力层。这一解决方案在后来的多座大桥设计中被广泛应用。为林元培在黄浦江上大建飞虹做技术准备的还有1985年开工的重庆嘉陵江石门大桥。该桥是主桥最大跨为230米的单索面独塔斜拉桥，创造了我国当时单索面独塔斜拉桥的跨径之最。既然单塔能做230米，那双塔岂不是可以做四百多米?1988年圣诞节石门大桥刚刚竣工，立跨423米的双塔大跨径叠合梁斜拉桥——南浦大桥也正式开.[。在南浦大桥设计之初，林元培曾想借鉴世界第一叠合梁斜拉桥一主跨度为465米的加拿大安娜西斯桥的设计经验，然而实地考察之后发现，这座世界第一桥的设计其实有重大缺陷，桥面上已然出现了百余道结构性裂缝，这对混凝t包裹下的核心钢构件来说是致命伤害。林元培仔细勘查和研究后提出了4种解决桥梁裂缝难题的方法，并将其应用到了南浦犬桥的设计当中。令林元培欣慰的是，通车近16年，南浦大桥未曾出现一条结构性裂缝。代表作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上海市政府开始了一个宏伟计划，于是黄浦江上一座又一座大桥被数十载设计飞虹无数从六十年代末参与设计柳州大桥开始，林元培这一生注定要与桥共舞广西柳州大桥1967年建成主跨124米，T型刚结构，为当时国内同类型桥长度之最.是林元培第一次参与设计大型桥梁上海泖江大桥1981年建成主跨200米的斜拉桥.是当时国内第一座大跨度斜拉桥，当时一切从零做起.颇经周折，从1976年开建.1981年才得以竣工一一!='Fc：，，-j二；叠毒：rj：一重庆嘉陵江石门大桥’1988年建成主跨230米的单索面独塔斜拉桥，1991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为林元培设计南浦大桥打下了足够的底气94CONSTRUCTORMAGAZINEAuGusT2000

中国工程设计院院士林元培———用创新铸就辉煌

林元培的名字和浦江上的座座大桥紧密相连。当人们欣赏飞架浦江两岸的南浦、杨浦、徐浦、卢浦等大桥时，就会想起他。年近七旬的林元培，研究了一辈子大桥，并用创新与突破铸就辉煌。
　　设计长32.5公里的东海大桥，是林元培和中国的大桥设计第一次从江河跨向大海。面对这样一个超常规的项目，林元培响亮提出：拿出反常规的思路，让大桥早日架起。以前造桥，都是先有设计方案，再定施工工艺。而在设计东海大桥时，林元培反其道而行之，先确定施工工艺，再来定设计方案。循着这一理念，东海大桥的设计走上了简洁、明快、高效的轨道。
　　自1989年起，林元培一次次刷新斜拉桥设计和建造领域的多项世界纪录。1991年，他负责设计的南浦大桥建成通车，实现了黄浦江市区段上“零”的突破。在随后的杨浦大桥设计中，他选择的方案，使我国在斜拉桥设计建造方面一举进入国际桥梁界先进行列。当他接受卢浦大桥的设计任务时，毅然放弃了轻车熟路的斜拉桥，选择了自己从未涉及过的大跨度拱桥，设计出“世界第一钢拱桥”。2003年6月28日，当跨径550米，全钢结构的卢浦大桥飞架浦江，这不仅是林元培“零”的突破，更是我国桥梁设计摘取的一块世界“金牌”。

林元培：世界最大斜拉桥的设计者

　　
　　在美国纽约召开的一次国际桥梁会议上，一位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桥梁专家向世界
桥梁界知名人士阐述了他的斜拉桥设计理论，并描绘了中国斜拉桥设计、建造的发展前景
。他的发言赢得了全场啧啧称赞。他，就是我国著名的桥梁专家、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
院总工程师林元培。 
　　他对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基说：我只有80%的把握自1954年至今，林元培在他40多年的
桥梁工程设计和桥梁理论研究中，设计或主持设计的大跨度桥梁达20余座，其中近半数是
斜拉桥；他设计的中小桥梁有上百座；而由他总设计的上海“南浦”、“杨浦”两座大桥
，不仅将他的事业推上了顶峰，而且，在世界桥梁设计建造史上也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上海
，这个拥有上千万人口的远东第一大国际都市，拥有着与巴黎塞纳河、伦敦泰晤士河同样
闻名于世的黄浦江。然而，在本世纪80年代以前的漫长岁月中，黄浦江上竟没有一座桥!黄
浦江是上海的母亲河，在母亲河上构建具有上海标志性质的浦江大桥，是几代人的梦想。
20世纪80年代，出于加速发展浦江两岸经济的需要，上海市政府决定兴建两座跨江大桥。
当时，类似规模的桥梁在世界上只有两座，一座是加拿大的安娜西斯桥，另一座是印度的
胡各利桥。上海要建桥的消息传出后，外国桥梁专家纷至沓来。其中，建造过安娜西斯桥
的加拿大桥梁专家在上海实地考察后，曾断言：没有加拿大人的参与，中国人仅凭自己的
力量是造不出这样的桥梁的。为了争这口气，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基曾专门把林元培找去
，问他有没有把握。林元培回答说：“我有80%的把握。”言外之意，就是还有20%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然而，他却在心里暗暗地激励自己：“尽管如此，我
仍要用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努力去克服这些困难!”就这样，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让林元培
和他的同事们毅然担起了历史所赋予他们的这一艰巨使命!他为自己立下“军令状”：要造
就造最好的南浦大桥为双塔双索面钢筋混凝土迭合梁斜拉桥，其主跨为423米，全长8346米
，桥面宽30.5米，6车道，总投资8.2亿元人民币。南浦大桥是中国要建造的第一座迭合梁
斜拉桥，在国内没有先例可循。为了确保大桥设计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技术人员光是设计
图纸就画出2500张之多，把这些图纸连接起来足有两公里长。然而，更为艰难的是，林元
培他们只有一年半的设计时间，这一期限不及常规设计时间的一半!但是，似乎越是严峻的
考验，就越是能够激发林元培的顽强斗志。面对这项即将上马的艰巨工程，他和同事们为
自己立下“军令状”：要么不造，要么就造最好的!在南浦大桥设计之初，林元培曾想借鉴
世界第一迭合梁斜拉桥——主跨度为465米的加拿大安娜西斯桥的设计方法和经验。为此，
林元培亲自带队前往加拿大进行实地考察。在考察之后，林元培发现安娜西斯桥并不是完
美无缺的，其桥面已经出现了百余道裂缝，这就意味着桥梁的使用寿命要大打折扣。为了彻底弄清楚这个问题的缘由并防止在未来的南浦大桥上出现，林?br /> 啻齑蠹颐白帕葙暮纾诎材任魉骨派献邢覆炜捶锤囱芯浚⒂谜障嗷痈鞲霾煌
慕嵌冉?00多道裂缝全部拍摄下来。在经过了整夜整夜的苦思冥想之后，林元培提出了
4种解决桥梁裂缝难题的方法，并由此而诞生了一篇极富价值的专业论文——《南浦大桥设
计》。他的这个理论在实践中得到了验证。自南浦大桥建成通车7年以来，还没有发现一道
裂缝!杨浦大桥：形成中国斜拉桥流派就在南浦大桥尚未合拢的时候，一项规模更大的工程
——杨浦大桥的设计重任又在等着林元培。 
　　杨浦大桥主跨602米，比当时位居世界混凝土斜拉桥之首、主跨530米的挪威斯堪森特
桥还要长出72米。因此，杨浦大桥一旦建成，将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斜拉桥中的老大。然
而，世界第一跨度必然带来世界第一难度和世界第一风险。成功了，是鲜花、喝彩和荣耀
，一旦失败了，则是懊恼、遗憾和耻辱。面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林元培也曾犹豫过
。然而在思忖良久之后，他终于勇敢地接受了这个成功与失败共存、荣誉与耻辱同在的挑
战，并选择了风险最大但也是最为合理的大桥设计方案。 
　　在杨浦大桥的设计过程中，林元培所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桥梁的内力计算。古典的桥
梁理论在杨浦大桥的设计建造中已显得无能为力。他凭借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厚的理论功
底，大胆地提出了全新的理论——“空间结构稳定理论”。这个理论适用于所有建筑空间
结构而不仅限于桥梁设计。“林氏理论”攻克了浦江大桥的设计难关，使中国跻身于国际
造桥水平先进国家的行列。杨浦大桥不仅跨度为世界第一，在造型上也创造了许多的世界
第一。杨浦大桥以其独特的设计思想和风格而形成了中国斜拉桥流派。南浦和杨浦这两座
大桥是亚洲开发银行提供贷款兴建的。投资人按照国际惯例，组织有关专家对贷款项目进
行了权威性审查。?

林元培：世界最大斜拉桥的设计者

　　
　　在南浦大桥的记录中，外国专家对该桥工程的审查共有7次之多。其中最为惊险的一次
要算是对“徐变计算”的审查了。就在外国专家到来之时，林元培突然发现由外地某科研
单位历时1年所协助计算的“徐变”结果并不可靠。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林元培亲自披挂上
阵，用了整整两个昼夜的时间，推导出了结果可靠的“徐变公式”。经计算，其结果与日
本专家的数据神奇般地吻合，甚至连小数点后的5位数字都丝毫不差!亚行对杨浦大桥的审
查更是慎之又慎，前后一共进行了3轮6次审查。美国斜拉桥协会主席邓文中先后3次亲自带
队到上海收集资料。亚行还邀请了3位世界著名的桥梁界权威人士对邓文中的意见进行了再
次的审核。最后，专家们的结论是，杨浦大桥的设计不仅在技术上是合理的，而且它还代
表了桥梁工艺上的一个重大进步。其中一位专家评价说：“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在短期内
建造一座创世界纪录的斜拉桥，就好比是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半打金牌!”林元培在讲
述这一个个动人故事时，显得格外兴奋。的确，中国向世人证明了中国科技的实力。这是
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嘉陵江石门大桥竣工：他兴奋得晕了过去1984年，林元培走上了上海
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的岗位，全面负责桥梁设计与建造。接下来的几年，由林元培负责或参与总设计的广东西樵山斜拉桥和上海恒丰北路斜拉桥?br /> ⒐阒莺Ｓ〈笄拧⒅厍旒瘟杲糯笄诺人淖崩畔群舐涑伞Ｓ绕涫堑バ劭缍任?30米
的嘉陵江石门大桥的建成更具战略意义。在石门大桥竣工的那一天，仰望着大桥逐渐合拢
时的壮观景象，林元培的心情激动不已。看着看着，他突然感到两眼发黑、两腿发软，竟
然兴奋得晕了过去!1991年11月19日，南浦大桥建成暨通车典礼隆重举行；1993年10月23日
，杨浦大桥建成暨通车典礼隆重举行。这两个日子似乎已经成为中国桥梁建设史上的两个
可资纪念的日子。南浦、杨浦两座大桥建成后，林元培便成了蜚声海内外的名人。他被授
予中国国家级设计大师的称号，曾4次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1994年获“茅以升桥梁大奖
”，1995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上海市十大科技精
英、上海市科技功臣等称号。林元培的名字还分别于1991年和1993年先后被列入美国及英
国出版的《世界名人录》。“浦江两桥凝聚着老中青三代技术人员的汗水和心血，这是集
体智慧的结晶。就拿南浦大桥的2500多张设计图纸来说，这些图纸是由设计院的110位技术
人员历时一年半绘制出来的，如此大的工作量单靠一两个人是不可想像的。”林元培在成绩面前始终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在他看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成功只能代表过去。继浦江两桥之后，林
元培又设计了徐浦大桥和重庆长江第二大桥。 
　　1997年9月，林元培光荣地出席了党的十五大。党的十五大所提出的宏伟战略目标，使
林元培看到了祖国的美好前景，也看到了中国桥梁建设事业的美好前景!然而，长期紧张而
繁重的脑力劳动使得林元培身患多种疾病，尽管事业对他来说胜过一切，但他还是常常感
到力不从心。目前，林元培已经将自己的工作重心由工程设计逐渐转向理论研究，他想对
已建工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的归纳和总结，对这些问题从理论的高度进行阐述和回答
并将其编辑成书。他说：“理论是一种文化，如果桥梁的寿命有100年，那么理论的文化价
值可能会是1000年。理论研究是一种薪尽火传的工作，其目的还是为了我们将来能够建造
出一座又一座更大、更美、更好的桥梁来!”

院士回乡记：绿叶对根的情意

　　中国工程院院士，资深桥梁专家回乡了！这对于莆田人绝对是件喜事，也绝对是件大事。然而，对于林元培院士，回乡探亲却似乎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因为每年他几乎都会回来一、两次，只是大多数时候，他的回乡并不为人所知。

　　谢绝陪同 悄然返乡

　　此次，林元培院士返乡本来安排由莆田的一位副市长陪同，日程安排在6月20日下午3点。
　　为了想提前采访林元培的家乡人，记者2点便提前出发，前往林元培院士的老家——西天尾镇渭阳村。来到渭阳村，见到的情景多少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村口没有欢迎的人群，也没有夹道的彩旗。我们的第一个反映是：难道我们来错地方了？
　　来到渭阳村村部，总算看到了两块欢迎领导的牌子，可是当我们向村支书陈书记打听时，他的回答却再一次出乎我们的意料，陈书记说，知道林元培院士今天要来，但估计还没到家，林元培院士不想太张扬，叫村里不要安排接待，因此村里不打算安排欢迎仪式，门口的两块领导欢迎牌是为省里的另一组检查组准备的。
　　记者满心疑惑地来到林元培院士回乡的终点站——林元培嫂子家。一到地方，记者第三次出乎意料，原定3点返乡的林院士竟然已经到家了。原来，他不想惊动任何人，自己携夫人提前返乡。
　　见到林院士时，他手里正拿着一张图纸和身边的人正在交流意见，本以为这张图纸是哪个大工程的设计图，林元培院士的弟弟却悄悄告诉记者，这是他们祖居的设计图，是林院士亲自设计的。这位曾设计过嘉陵江石门大桥、上海南浦、杨浦大桥等25座中国著名桥梁的大师，竟然会为自己的祖居亲自提笔绘图，记者第四次出乎意料。

　　绿叶对根的情意

　　林元培院士回乡了，6月20日下午，西天尾渭阳村下厝角的林家，虽没有鼓乐喧天、礼炮齐鸣的场面，但四处却洋溢着一幅喜乐融融的景象。
　　车子在通畅的村道上行驶，两旁的地上长满嫩绿的小草，树上不时有鸟儿在叽叽喳喳地叫着。
　　在林院士的婶婶家，我们见到了林院士及其夫人，客厅内，只见八九个亲朋好友围在一起跟林院士聊着关于故居重建的一些话题。林院士很随和、朴实，穿着也十分简单。
　　院士的婶婶说起林院士，一脸的笑意。她说，林院士小的时候长得白白胖胖很是惹人疼，想不到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小毛孩竟成了今日的大院士。林院士5岁时跟随父母去了上海，但他对家乡的深情和对故土的眷恋多少年来都不曾改变过，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回家乡看看，陆陆续续的，这些年他回了十几趟老家了。
　　林福武是林院士的侄儿，他说，他眼中的伯伯是一个很和蔼很敬业很值得人敬仰的好人。每次伯伯一回来，总会问起他的学习情况，有时还会给他送些钢笔等学习用品，并勉励他好好念书，将来考上一个好学校。林福武说，伯伯一直是他学习的榜样，他希望自己将来也能象伯伯一样出色。林福武是一名高三的学生，刚刚参加完今年的高考，伯伯此次回来，他希望伯伯能帮他一起探讨关于报志愿的话题。
　　林家的妇女们个个都象过节般的高兴，她们忙前忙后的张罗着。福武的妈妈告诉记者，林院士难得回来一次，也没什么好招待的，我们家乡菜焖豆腐和炒米粉，林院士喜欢吃，所以想准备些家乡菜招呼林院士和其夫人。
　　林院士对于媒体一直比较低调，为了不打扰他们全家难得的团聚，我们只好先走。
　　但可以想象的出来，在乡烟袅袅之后，在夜幕降临之时，坐在故乡的土地上，品着家乡菜，聊着家常话，对于长年身在他乡的林院士来讲，此刻，或许会是他以后生活中最值得回味的美好时光之一。

林元和，男，1950年11月生，福建莆田人，汉族，1969年1月参加工作，198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学历在职研究生（中国科技大学管理科学系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管理学硕士、工程师。现任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市委常委，兼任市委党校校长。

　　1969年1月后，安徽省阜阳县王古同公社插队知青；1970年9月后，安徽省阜阳轴承厂工人；
1973年9月后，在合肥工业大学学习；1976年9月后，安徽阜阳轴承厂技术员、技术科长、厂长助理；
1983年10月底，任安徽阜阳轴承厂厂长；1986年5月后，任安徽阜阳针织厂厂长、党委书记；
1990年5月后，任安徽省阜阳市副市长；1991年5月后，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任安徽省阜阳市烟草专卖局局长兼阜阳卷烟厂厂长；
1993年8月后，任阜阳市委书记；1995年8月后，任安徽省经贸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1997年5月后，任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1998年5月后，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任安徽省经贸委主任、党组书记；
1999年2月后，任广州市副市长、党组成员（1997.09－2001.01在中国科技大学管理科学系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学习；
1999.03在国家行政学院省部级金融班学习；
2001年在中组部、省部级干部WTO规则吸收外资政策法规研究班学习）；
2002年12月后，任广州市委常委、副市长。 2003年4月后，任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2005年8月后，任广州市委副书记、市委常委，兼任市委党校校长。分管党的建设工作，组织、干部、党校、党史研究工作，市直机关工委工作，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工作。
2006年11月任佛山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林元和--广州是最WTO的城市

　　2003年的广州，一度是SARS的重灾区，但是广州全年的GDP却达到了15%的高速增长。然而广州更广阔的前景是在后面，广州市常务副市长林元和说，今后几年，广州要进入高速增长期。2003年12月25日晚，林有些轻松地说：“想不让广州发展，拉都拉不住。”
　　林元和，福建莆田人。在安徽做过插队知青，当过阜阳轴承厂厂长，1990年5月起，正式进入政界，任安徽省阜阳市副市长。之后曾有过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省经贸委主任的履历。1999年2月开始，赴任广州市副市长。2003年4月后，任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林元和认为他是个经历丰富的人。然而，林更愿意认为自己是拥有“岭南气质”的官员——务实而不事张扬，正如广州市这几年潜心构建的生产力布局。显然，后者正是广州经济保持高增长的决定性源泉。
　　这段时间，林正在用心地经营他的“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以下简称“留交会”)，12月28～30日是它的开幕时间。广州市有心再树一品牌：“智力广交会”。
　　《21世纪》：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今年是第6届，而且北京、上海、长春、杭州、武汉、成都、西安、苏州等也成为协办城市。广州如此重视留学人员为什么？
　　林元和：有人说广州人才不如北京、上海是不对的。人才是流动的，关键是要形成吸引人才进来的机制。留学人员，是中国人才战略中最宝贵的财富。这些人年纪轻，相当一部分在国内受过良好教育，然后到一些发达国家知名学校深造。他们比中国人更了解外国，比外国人更了解中国。把国际优秀人才引到广州来，为广州服务，到广州创业，是广州缩小跟国际间差距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途径。
　　《21世纪》：江浙、上海一带对人才也有足够的吸引力，广州的自信来自哪里？
　　林元和：广州经济增长比他们快。今年广州GDP增长达到了15%，上海11%多，北京10%多，并且今年广州SARS曾是最厉害的。
　　今后几年广州将进入高速增长期。不知道大家有没注意到，广州这几年无论是从城市建设，还是经济发展，都呈现越来越好的趋势。
　　《21世纪》：这里面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林元和：广州的生产力布局。广州这几年在结构调整中注重发挥支柱产业作用。汽车成为第一个支柱产业，石油化工将又是一巨大支柱产业，基本上八大产业都有很清楚的产业布局，体现了强大的发展后劲。
　　就汽车业来说，广州现在已经有了本田出口基地、尼桑、宝龙等企业，未来十年内几千亿的产值不是问题。而几年前，谁会相信广州的汽车业会有几千亿的产值呢。未来广州石油化工业也会有几千亿的产值。电子信息产业加上芯片也有几千亿。
　　几千亿的东西几年内完成，我们现在根本不用操心经济增长。另外，广州还有一些很重要的项目正在谈，大多是几百亿的大项目。很快还有很多新的消息出来。
　　还有，广州的航空枢纽，公路枢纽，铁路枢纽，港口建设，空间布局都很清楚，想不让它发展，拉都拉住。
　　《21世纪》：广州一些大的企业，好象都是国有企业？
　　林元和：广州最有竞争力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但不是纯国有企业，比如三大汽车厂有一半是外资，你说它是国有企业吗？国企竞争力的核心是它跟国际先进的公司在合作。珠江啤酒跟比利时英特布鲁啤酒集团合作也是这种情况。英特布鲁啤酒集团拥有珠江啤酒集团25%股份，但珠江啤酒使用了英特布鲁的技术和销售渠道。
　　凡是国际上有竞争力的企业我们跟它合作，我们也有竞争力，凡是国际上没有竞争力的企业，我们跟它合作，我们也没有竞争力，或者长大不了。我们主张搞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但不要刮风，一定要拿出一部分股份跟国际先进生产力合作，才有意义。
　　《21世纪》：中国的科研成果，还主要掌握在高校和一些政府的科研机构手里，在转换成生产力方面，广州政府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安排？林元和：广州留学生创办的企业成立时间还比较短，主要都是一两年创业时间。政府在这里面做了很多事情，甚至是帮助他们转换机制。例如达安基因公司，最初没钱，转换机制也不够，首先我们帮他们转化机制，留学人员股份占总股份的30%，那时国家规定只有15%。我们购买了一些股份，转让给教授。到今年已经有了几百万利润。我们的经验是，企业做大了之后，政府有选择地退出来，让专业人士去管理。
　　《21世纪》：你曾经接受过有关WTO规则的专门培训，你对广州目前履行WTO规则情况如何评价？
　　林元和：广州可以说是国内最WTO的城市。已没有任何更特殊的政策，这一点不像其他一些城市。关于这一区域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比较突出的情况，我们也正在花大力气打击盗版等，并且成效明显。

林元和向委员公开私人邮箱
http://www.gzgo.gov.cn/Gzexpress/Gz...ead.asp?id=2033

　　“欢迎大家随时来信，我一定回！”

　　“有什么意见，遇到什么问题，尽管找我！”昨天上午，广州市副市长林元和来到了市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科技组的分组讨论会上。“我是来听大家的意见的，有话尽管说。”他一进门就表了态，于是分组讨论成了与委员们的研讨会———委员们打破顺序抢着发言，林元和一一解答还与大家探讨起来，结果一发不可收拾，过了原定的时间还无法结束。见委员们都意犹未尽，林元和于是大方地公布了自己的邮箱，“欢迎大家随时来信，我一定回！”

　　承诺：广州用电下半年会有所好转

　　●首先保证居民用电

　　●高新科技产业可开“绿色通道”不限电

　　●光亮工程要缩短时间

　　“市长呀，这用电可是大问题呀！”来自天河软件园的委员一开口就向林元和诉苦，“每周二、三都停电，我们怎么为客户服务？”“你们也感觉到用电紧张了吧。”林元和马上接上话，“现在的用电确实很紧张。这两天看着GDP因此往下掉了几点，我们也很急！”

　　林元和说，现在的用电难主要是由于广东方面的几台发电机组坏了，加上前段时间不下雨，水电用不了，而三峡的电下半年才能抵粤，“但是大家放心，我们会想办法的。”林元和说，市内将向广东省争取为广州多要些电，“投资广州花得来，我们每用一度电就创出利税2.99元，但其他发展快的城市只创0.5元！”

　　另外，要检讨“光亮工程”，“如果有必要，可以从亮到凌晨两时缩短到晚上11时。”同时，他透露，目前市里正与电力部门协商，准备投30亿元左右建设电站。“估计到下半年，情况会好点。”

　　对于企业用电问题，林元和再次表态：“首先要保证居民用电。就算关掉所有工厂，也不能拉居民的电！”但是，他透露，已准备对用电量不大的高新科技企业“开小灶”：“我已让科技局提供一批重点高新科技企业的名单，如网易、生物制药企业等，为他们开个‘绿色通道’，列为‘A类企业’，不再限电。”

祖籍福建莆田，上世纪70年代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高考恢复后考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8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在职攻读研究生，1986年获得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后，1990年获英国的兰卡斯特大学博士学位。曾在英国BBC工作7年。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林超伦博士一直担任英国外交部首席中文翻译，负责英国首相和几乎所有政府部长(包括前首相梅杰John Major及其主要内阁成员)，以及英女王的口译任务。接待过的中国领导人包括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朱镕基、李瑞环、吴邦国、吴仪、唐家旋、李岚清、丁关根、肖杨、以及多位部长。

1998、2003和2005年他曾三度陪同英国Tony Blair首相访问中国。

1999、2001和2003年英国女王会见江泽民、胡锦涛和温家宝时担任翻译。

2004年开始，林博士受爱尔兰政府邀请，担任爱尔兰重大对外活动的翻译。2004年温家宝总理访问爱尔兰，2005年1月爱尔兰总理埃亨访问中国，8月中国总检察长访问都柏林，都是由林博士担任翻译。

林超伦经常担任英国政府部门的口译任务，其中包括外交部、宪章事务部、贸工部，内政部，国际发展部、国防部等。他还担任英中贸易协会重大活动的首席翻译，主要负责协会主席在欢迎中国省市一级大型商务考察团宴会上的讲话。

此外，林超伦还应聘为许多英国最著名的跨国公司的董事级活动担任过口译（包括同声传译）。其中包括英国航空公司、英国BP公司、英宇航公司、渣打银行、壳牌石油公司、英美烟草公司、高伟绅律师行、高盛投资公司、金融时报、保诚保险集团、鹰星保险集团、TESCO、伦敦证券交易所等。

林超伦博士还担任英国巴斯大学英汉翻译硕士课客座教授，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翻译硕士课讲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客座教授。

林超伦：英国高级翻译的多彩人生

文：深深蓝 林越 
 
1986年，林超伦去英国留学，到目前为止，他在英国已经17年时间。17年的人生旅途涂满了一层又一层神秘、诱人而成功的色彩。

冬末一个阳光充沛的上午，我们来到北京饭店采访因为商务而回国的林超伦，摁响门铃的瞬间，我还在想应该怎样把林超伦先生的“颜色”描述给读者呢。

做高层领导人的翻译工作，在人们眼中多少是有着一层神秘色彩的。而林超伦在英国做高层领导人的翻译，对于隔了国界的我们更是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光泽。

林超伦任英国政府高级官员的翻译不过是缘于一个偶然的电话。那时林超轮在英国BBC电台工作，有一次英中贸易协会接见中国一个贸易代表团，由于没有翻译，于是就想到了英国广播公司中文部肯定会有人可以做这个工作。打电话过来，正巧林超伦接的电话，于是林超伦自然就成为了那次会议的一名临时翻译。“因为他们对我的翻译很满意，几个月后，英国的贸易协会和英国的贸工部联合接待中国的代表团，又把我叫去了。从那以后，高层访问基本都是找我做翻译。”这真是应了一句话：“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林超伦接的电话是偶然的，而他的翻译功底是早就预备在那里等待的，1982年，还在国内的林超伦就已经做过国际会议的同声传译。

谈起自己为很多高层会谈做翻译的经历，也是花环之下有惊险，林超伦娓娓道来难忘的经历：

随行翻译差点不随行

黑色皮制警服，外罩扎眼的淡黄色车灯反射服，长长的黑靴子锃光瓦亮；白头盔，白摩托，蓝灯闪耀。难怪让人觉得英国国宾车队的骑警很酷：摩托车在四叉路口一横，警官口衔警哨，高举双臂，手掌向两边推出。在这无声喝令之下，汽车断流，行人止步。

虽然伦敦市中心的路和北京相比简直是乡间小道，但是交通所受的影响只有短短的一两分钟，几乎难以察觉。护卫摩托轮番向前，呼啸而过，截车拦人，滚动护送，源源开道，国宾车到跟前自有路。

每当林超伦欣赏英国摩托队富有韵律的护送时，他就不免想起当年差点被国宾车队拉下的经历。上世纪90年代中期，林超伦开始担任高级英国官员接待、会见来访中国客人的口译任务。由于以前从来没有接受过此类培训，除了觉得心跳明显加快了许多，口干舌燥的程度加剧了许多之外，林超伦并不知道在高级场合当译员和以往的口译工作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不同。

这天，林超伦在英国政府的迎宾楼当翻译。会谈结束后，英方送中国代表团到大楼门口，与客人一一握手道别。林超伦还是像刚才在会谈里一样，每句每字地全部翻译英方的话。等最后一名客人送完之后，他转身一看，懵了。

所有的汽车不是已经开始移动，就是在关门。英方陪同人员都没影了，显然都已经上了车。林超伦赶紧跑到事先给他指定的汽车跟前，没料到一名保镖刚刚坐进他的预想位置，正在关门。他顺口告诉林超伦，这车满了。然后“砰”的一声，把门关上。林超伦像没头苍蝇一样地在几辆轿车之间来回窜，透着深色车窗拼命找空座。突然发现最后面有一辆工作人员的小面包。他赶紧冲过去，也来不及看是否有空座，拉开门钻进去。还没坐稳，司机一脚大踩油门，上路了。

后来这样的事情遇到多了，林超伦逐渐有经验了，“多问一句比少问一句好。我每次都会问清楚这些细节问题。”同时，随着工作关系的发展，林超伦也逐渐为英国政府对华关系部门所熟悉，他有关翻译如何安排的一些建议得到采纳。“由于英国政府的公务员两三年就会调换部门，因此，现在我成了老资格了，司长和处长都换了好几茬了，就是我没换。”

林超伦：英国高级翻译的多彩人生

“亲吻展台”难倒大翻译

1998年10月的一天，上海梅隆镇广场的购物中心内灿烂辉煌。大厅里是英国文化委员会举办的一个高科技产品展览。展览会的一边，以及每层楼的走道都挤满了观众，听到访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发表即席演讲。气氛热烈，充满期待。

布莱尔和夫人一起登上临时讲台，开口就说：“我很高兴来访上海。我很喜欢这个展览。但我最喜欢的是这里的Kissing Booth。”布莱尔就此收口，在场上千观众把目光都投到了布莱尔身边的随同译员身上，等待翻译。那个译员就是林超伦。

而听到“Kissing Booth”的一刹那，林超伦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糟了”。布莱尔夫人Cherry Blair 结婚前叫Cherry Booth，Booth是她娘家的姓。“依此判断，布莱尔肯定是用了一个俏皮的双关语，一半指的是他夫人，但是另一半指的是什么呢？怎么可能在这样的场合开口就谈亲吻呢？是我听错了吧？”林超伦在脑子里飞快检索着他所掌握的信息。

“对不起，首相。你刚才说的什么？”林超伦问道。

“Kissing Booth ” 布莱尔回答。

汗，顺着林超伦的后脊梁“唰”地就下来了。隐隐约约好像背后有好多人在嗡嗡地说着什么，可是他既听不清楚，也不好回转身问。成百上千种可能和方案在脑海中一闪而过，可是仍然没有答案。

布莱尔注意到林超伦卡壳了，便转身问道:“你不知道什么是Kissing Booth？我做给你看。”说到这里，布莱尔将夫人一把搂过去，在她的面颊上“波”地亲了一口。上千观众的哄然笑声几乎掀翻了楼顶。

回到伦敦后，林超伦的一个朋友给他传真了一份英文报纸的文章。大字标题赫然写道“Kissing Booth Baffled Interpreter”（“亲吻展台”难倒了口译官）。文章在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前面的场景之后解释道，展览会上有台佩有数码相机的电脑。参观人可以在摄像机前作亲吻状，然后用电脑软件编出许多可笑的镜头，很受欢迎。这个展台的名称就叫“The Kissing Booth”。

“三套马车”的困惑

步入唐宁街10号的感觉，就像到访英国一位大绅士的家，而不像英国首相的官邸。这里的内阁会议室里作出的决定，不仅与英国的命运息息相关，而且还常常影响到全球局势的走向。

那是1996年的一天，英国前首相约翰．梅杰要和到访的中国领导人在长方形的内阁会议室里，举行双边关系会谈。英方出席者除了首相之外，还有几位大臣和官员。

主客相互寒暄，介绍之后，纷纷入座，会议开始。林超伦坐在梅杰首相旁边。双方盛赞两国关系的友好发展。梅杰在讲话中列举关系良好的例子时说到：“I’m glad that the trio's visit was successful.”

“谁的访问？”林超伦的大脑霎时进入超高速运转，拼命寻找任何与“3”有关的线索，快速思考各种可能：

“Trio最典型的翻译就是三套马车。但是梅杰说的这次访问恐怕与马和车都没有关系。那他一定是在打比方了。可是英文里说Trio可以，译成中文必须挑明了这是三个什么。是三个人呢？还是三名官员呢？还是三名什么？总不能译成：我感到高兴的是三个人的访问很成功？万一是指三个组织的联合访问不就糟了。”

写成文字，自然就有了上下结构和先后顺序，而且还挺有篇幅。而其实在当时，上述所有这些念头，都像闪电一般，在林超伦的脑子里，两秒钟之内出现并消失。正式会谈当中，译员思考两秒钟，全场沉默如同两分钟。

百思不得其解的林超伦只好从笔记本上抬起头来。会议桌对面的中方译员马上就说:“三套马车的访问。”林超伦赶紧接过话头:“我感到高兴的是，三套马车的访问很成功。”危机过去。那次会谈之后，英国外交部的一名官员把林超伦拉到一边告诉他说，那三套马车指的是一个英国派出的三人访问小组：一名政府官员，一名议会议员和一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竟然如此简单。

现在，每当有英中两国之间的重大访问或重要会谈，林超伦都争取事先扫一眼所有的相关文件。重点是要查清缩略语和过去的重大事情的简称，以及英文与汉字不对应的人名和地名。

林超伦：英国高级翻译的多彩人生

去BBC工作

1986年，林超伦去英国留学。1990年底拿到博士学位后，他到本地的保险公司卖了一年保险。“那一年里，我学到不少东西：第一学到了销售的技巧，后来发现这个技巧是很有普遍意义的，作为保险推销员虽然推销的是保险单，但是在社会中等于是推销你自己，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培训;而且一年里，我大概见了不下400个英国人，各个阶层的都有，因此对英国人的心理、社会、生活、家庭无形中了解到很多很多，这是我做保险的另外一大收获。”对于林超伦来说，这一年是在英国打基础的一年，也就是“基础之年”，对于今后自己的事业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992年，英国BBC和李嘉诚手下的卫视签了一个项目——搞一个国际电视台，李嘉诚的卫视买BBC国际电视台的节目，作为补充条件之一，要求其中部分新闻是同声传译中文配音，“当时BBC项目的人对语言一点没有概念，对翻译的难度更没有概念，就一口答应下来了，项目上马以后才发现找不到人，于是在全英国到处找人。”后来不知道从哪里听说林超伦会做同传，于是就打电话到他家里请他去。“我一开始还不愿意去，他们说你到伦敦BBC来看一下，我们出车费，你要喜欢我们再谈，你要不喜欢也就花费了一天时间，行不行？”

这样，林超伦就去了，结果到那里一看就决定留下了，然后一做就是7年。林超论讲起电视同声传译来头头是道，很是内行，“电视新闻同声传译我们是首创，现在还有人在试着做，其实大家都低估了电视同声传译，一般人就以为找几个会做同传的人就行了，其实没有那么容易，这里有一整套技能技法操作方式，随便抓几个人来做，效果肯定不行。因为电视新闻报道把大量的信息压缩到一分半钟里面去，你做同传的时候等于是把这些信息再展开。同传本来就比讲话人慢一秒到一秒半钟，内容再一展开，很快就会被落下，如果没有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根本不能应付。再有，做同传电视新闻的时候，你肯定无法像做会议翻译时翻得那么全，因此做电视同传时翻译的取舍非常关键。最后，电视上的翻译还有很多技术上的处理问题。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电视同声传译对个人本身的思维方式是有要求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不能做就比较差。同声传译是一种具备特殊技能的人：他们语速都很快，反应敏捷，说话慢条斯理的人就做不了这个工作。但是做即席口译，绝大多数人都可以做，这和其他的技能一样，都可以学会的。”

工作了两年半后，这个项目关门了，林超伦由此转到了广播电台，在广播电台又工作了5年，前前后后在BBC工作了7年的林超伦几乎所有的工作都做过。“离开BBC是我觉得自己在那里的发展基本上已经到头了，我做到高级制作，再往上就是编辑。而编辑实际上已经不是做业务了，主要是管理，而且中文部里只有两个编辑，所以很难升上去的。”不过林超伦离开BBC最深层的原因是他看破了西方媒体的红尘，加入BBC的时候，因为BBC在客观报道新闻方面是世界公认最好的，然而在那里奋斗7年以后，林超伦发现在BBC也存在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林超伦来说是只能回避而无法解决的……

讲授自己编写的教材

林超伦在英国17年，其实最有成就感的应该算是自己的那本翻译教材了。这是他即将出版的一本关于翻译的书，书名暂定《实战口译》。这本书成为林超伦另一个人生色彩的基色——教学生涯。

谈起写这本《实战口译》的初衷，林超伦也是有着很偶然的因素的，“直接促动我要写这本书的因素是很偶然的。一次我跟一个同行在酒吧聊天，我说我想建一个网站教口译，他说你要想好怎样防止盗版的问题。我问他有什么高招，他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公开出版，市面上正版的东西多了，盗版人的市场就少了，你只建一个网站的话，别人互相抄，七抄八抄你的网站就失去独特性了。”就这样林超伦把电话打到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编辑室，问他们有没有兴趣出版一本口译的书，结果编辑部的同事几天之后就把合同给他寄来了。“我最近的教学活动越来越多，我也在英国一些学校教授大学的研究生翻译课。在国内也和几所大学正在谈，进展最快的是我的母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校成立了一个翻译学院，设立了口译专业，他们要用我将要出版的书做教材，我为他们培训教师给学生上课。我会定期回来上课。” 展望育人的事业前景，林超伦充满自信，除了母校，他还在和别的学校谈合作，“等口译书出版以后，我会再和几个学校做点合作项目，教学工作这一块也就会慢慢发展壮大起来了。”

“《实战口译》这个书名听上去枯燥无味，但是内容和现在国内所有的口译教材都大不一样。” 林超伦津津乐道他即将面世的“杰作”。在工作中，林超伦感觉到了中国提高口译人员水准的紧迫需要，因为每次做英国这一方翻译的时候，他都会发现中方翻译出现或多或少的问题。“不要说一般翻译公司的基层口译员了，就是部一级的译员我觉得水平也还需要提高。表面上看好像是英语水平不够，比如说中翻英的时候，翻译出来的英语很不讲究，只能达到让人知道你想说什么，没有达到能像中文原文里遣词造句颇有讲究，说话轻重有个区分。比如中文里人家想说的客气话，在英文里面听起来很荒谬，其实不同情况下说话的礼貌到什么程度是有分寸的，太礼貌了就会让听起来有讽刺意思。比如，有一天你提两个大包进来，对面坐的同事说，唉，老张我帮你拿进来，你说谢了，这就足够礼貌了。如果这种情况下，你对老李说，‘我非常感激你今天如此热心的帮我提这两袋东西进了办公室’，你想老李会是什么感觉？中翻英的时候，国内的译员这种问题很多，和英国文化的分寸掌握对应不上，或许英国人会说很长很长的礼貌用语来表示客请对方，译员由于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说得很干脆，很简短，让人觉得礼貌不周。这只是一个小例子，想想看，在谈判当中的语气掌握那就差得更多了，既然我看出那么多问题，我就希望通过我的教材推广让国内学口译的人，能够对这些问题加深认识，以便把沟通工作做得更好。”

愿为中国对外宣传做点事情

也正是因为林超伦对英国有着细致深入的了解，让他在构想着自己的未来色彩——愿意为中国对外宣传做点具体的事情。“我可以帮助英国人多了解中国，因为我在英国人的圈子里已经很久了，他们不大把我看作是中方的代表，我比较融于他们的社会，所以我说话他们会比较信，他们觉得我是从外面看中国的，而不像刚从中国来的人说中国他们会不太相信。去年英国政府在中国搞了一个攻关活动，我是策划小组成员之一，给他们提了很多建议，而且现在我说话有一定的人听了，所以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林超伦认为中国对外的宣传不是差，而是没有宣传。“中国对外的宣传是把国内宣传这一套翻成英文，这不叫对外宣传，因为对象不一样了，对国内说的有些话，对国外是不适用的。相反也成立。所谓对外宣传应该是，专门有人搞对外宣传，你只要找一些专家，找一些在西方媒体做了很多年的人，用西方的路子说中国的话，这样的宣传才会有效果。朱  基当年在西方说话为什么很有威信？原因之一就是他经常用西方人的观念来说中国的事情。比如1998年的时候，英国金融界非常希望尽快进入中国。他们跟朱镕基说，你们中国金融市场要开放啊。然后就开始大力宣扬英国的金融公司如何如何好。朱镕基这样说：我知道你们很着急，也知道你们有特长，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但是我们中国现在金融市场机制还不够完全，各方面保护措施也不如你们英国。你现在急于让我把国门打开，进来以后赔了钱你不要来找我啊。本来各国记者都在那等着将朱镕基一军，他这样一回答，大家一笑，这话就不用谈了，外国人听了也就知道你的意思了，很容易让人接受。如果完全按照国内宣传的那一套，把政府文件的几句话搬出来照念，人家会觉得你有意回避问题。”

林超伦讲这些话时充满了诚意，他觉得自己在英国这么多年，了解了英国这么多，应该为中英两国的交往做点沟通的事情。

或许，有一天林超伦的这部分工作同样做出成绩后，我们又可以看见他的另一层人生色彩了，那该会是用什么词汇来形容的呢！

姓名：闵桂荣
职业：人造卫星技术专家
籍贯：福建莆田人
简历编辑本段１９５６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动力系。１９６３年获苏联科学院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历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室副主任、航天工业部卫星总体部主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委、国际宇航科学院通讯院士。长期从事航天器热控制和卫星总体研究、设计工作。在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返回式卫星、每颗试验通讯卫星的研制工作中了以得突出成绩，１９８５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著有《航天器热控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