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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是一个怎样的省？
要谈“全省”，不能不看一看我们脚下的这所谓一“省”的十二万余平方公里土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福建之为一省，其轮廓自南朝已经有之，其所辖范围自宋以来几乎未有变化，似乎相当稳定，令人对这一级“省”的建制颇有认同感。但是，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省”的建制，事实上几乎完全是建立在山川形势和政治需要之上，而缺乏族群、文化乃至经济上共同体的意义。
福建河流，除梅溪外，几无流出省境者；从仙霞岭到九连山，武夷一脉将东南一隅隔绝。方镇居闽则赖以割据，中央治理则因地制宜，这才有了长期固定的版图。在这种情况下，倘若一省之内隔绝较少，则犹可形成具有内部一致性和共生性的地区（这样的例子，如关中，如岭南），然而福建一省十分之中，又是山有其八，水有其一，人民分散隔阂于福州、兴化、漳州、泉州四大平原以及若干河流的狭窄河谷地带，因之进入福建地区的汉人，非但与中原不具有完全的一致性，就是内部也没有统一特征可言。相应的，全省有四大民系：闽南人，兴化人，福州人，客家人。可以看出，福州民系的影响力所及，不过是福州平原及闽江流域的中上游若干地区。用现今的政区语言来讲，即是整个福州、宁德的屏南、古田二县以及南平的一小部分。其主体，仍然是福州平原。相比起来，闽南民系据有四大平原之二，且漳、泉平原的出海条件也较福州平原要好许多；莆仙人（即兴化民系）所据有的兴化平原，面积比例为四大平原之首。今天，福州（大福州而非市区，下同）的人口666万，泉州726万，漳州452万，厦门225万，莆田281万。并不是说哪里人多哪里就牛，而是说人口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地区在历史长期过程中的发展程度。闽南人以厦漳泉人口相加计，是福州人二点五倍左右，当可说明一些问题。所以，如果认为福州先天就适合作为福建中心，福州人理所当然就是福建的主流族群和领导族群，这种想法是站不住脚的。
有人说，福州久为省治，是不是件好事呢？恰恰相反。作为一个与中原在地理上几乎隔绝的省份，福建的出路在于向外，在于到海洋上寻找前途，而非仰赖中央的政策与经济支持，或者依靠与邻省的贸易来发展。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原政权往往不能对福建发展起什么积极作用，相反地，以帮倒忙居多。帮倒忙的方式，是海禁。海禁要靠中央派下的封疆大吏来实施；封疆大吏及其助手盯得最紧的地方，无疑就是省治。清朝时候，浙闽总督与福建巡抚同在福州城（督抚同城之例，仅见广东、云南、福建），对福州地区海禁的落实之彻底严密可以想见。与此同时，在闽南泉州惠安等地，却不时发生地方乡绅与食海利者联合起来，为争取突破海禁竟然殴打朝廷命官的事件。这固然有两个族群性格差异的因素，但是作为省治，福州族群实实在在是吃了亏的。
如果说作为省治的害处不过是清朝海禁200年，那么认了也罢。严重的问题在于，在作为省治的1000年间，在来自中原的节度使、布政使、总督、巡抚走马灯般的轮转之间，福州族群的性格被不知不觉地中原化了，陆地化了。福州人可以感谢与中原的这种相对亲近给自己带来了“海滨邹鲁”这样的名声，但是，对于傍海而生的福建诸族群来说，谁放弃了对海洋的冒险和进取，谁就不具有在这块土地上生存发展的竞争力。福州族群总是不自觉地有一种对中原的亲近感（以至于在闽剧中竟将中原语言逐词逐字地翻成福州人都听不懂的福州官话），但是，这种亲近感并没有带来什么回报。福州族群既不被中国冠冕视为主流文化圈的一份子（“海滨邹鲁”，“海滨”二字意味正在于此），又显然不能被莆仙人和闽南人视为全省各族群的代表。这样的族群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处境：尤其是在农业经济时代和威权时代已经渐行渐远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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